四际

中美洲革命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

（1985年2月）

第一章局势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升级

第二章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第三章尼加拉瓜革命

第四章萨尔瓦多革命

第五章危地马拉革命

第六章建立支持革命的运动

第一章局勢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升级

（1）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社会主义革命在古巴的胜利，开启了世界革命的新阶段。美国帝国第一次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新宝石运动」于1979年3月在格林纳达夺取政权，并建立了革命政府。这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缺口。格林纳达成为加勒比海区域的英语部份和西班牙语部份之间的革命连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解）于1979年7月在尼加拉瓜夺取政权，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个对美国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的长期的革命过程。索莫沙政权之被推翻，代表了长期隐藏在国民卫队和索莫沙独裁政权背后的美国势力遭遇失败。萨尔瓦多今天的革命是该地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在中美洲（主要是危地马拉）和加勒比地区（多米尼加曲、海地、牙买加）的其它国家的革命和群众斗争，也在向美国的统治制度挑战和将社会主义革命扩张的动力之下，激烈地展开了。

地缘政治深深地影响了中美洲革命的各方面。革命发生在完全依靠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旧政权都是由美国所「创立」的。从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生长出来的国家——古巴和尼加拉瓜——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的和独立的国家。它们是这些被压迫民族一向渴望民族自决以及被剥削群众一向要求改善生活的结晶。这些革命因为发在美国保安区域，所以面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中美洲革命在目前国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中心的作用。

（2）世界上很少有地区像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那样成为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八十五年来，它老是受到美国的干涉。美国总是认为它有权利强迫这个地区接受它的法令。它认为整个区域是它的「防卫系统」的一部份。所以在那边有四十至五十个军事基地。它还在建造新的军事基地——其中一个是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之间的洪都拉斯的丰西沙弯。在1982-83年度，20%的美国军事预算用在这个地区。

这个区域是通讯与贸易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自阿拉斯加和中东来的石油输送到美国去的转运与炼油站。它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之间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巴拿马运河）。它还有好几个第一流的逃税胜地（巴拿马、凯门岛、巴哈马群岛）。

这个区域有很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它原料的蕴藏。

里根的「加勒比贫地」——美国也包括在此盆地之内！——的计划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当作设立贪求廉价劳动力的工业的地点。华盛顿和华尔街想在该地区强加一个更大型的波多黎各式的发展模型！一百多个大公司被邀请参加戴维‧洛克菲勒所领头的「加勒比中美洲行动组」。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完全支持里根的计划。但是里根的计划是军事及战略的利益大于直接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即投资）。

美国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致同意之下，要求在这个地区有「绝对的霸权」。对它而言，批评这个霸权，不容许他人的共享，就是对它的国际信用的一个试驗。目前的革命就威胁了美国帝国的「后院」。而且，这个「后院」的问题正要变作为美国国内的问题——因为该地區的10%的人口现在住在美国。

接着古巴革命之後，尼加拉瓜革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在一个最靠近帝国主义心脏的地区，打败美国的霸权。还有，这些革命虽然遭到五角大厦制造的骚扰，但是，因为它们是受人民群众支持的，它们就能够开始满足大多数人民的基本需要。同时南美洲南端的国家正受到经济灾祸的严重打击——人民的广大层份正在加速地贫穷化。所有这些都使南美洲的阶级斗争与中美洲的革命有更密切的连系。这就增加了这个正在开展中的交锋所牵涉到的利害关系。

（3）与古巴革命的时期比较起来，革命在加勒比海区域的兴起，是在美国帝国主义遭遇到长期的经济危机而且它的霸权正在衰落的时候发生的。它的霸权的衰落是由越南战争的失败和它的一个战略上的盟友——伊朗王——被推翻所尖锐地显示出来的。因此，中美洲革命变成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反攻的目标。桑解在1979年7月胜利以后所受到的攻击就是以下的全球政策的一面：对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野蛮地攻击；惊人的再军事化和对苏联增加压力；为了要重重打击在被统治的国家所爆发出来的革命而加强军事干涉的能力；最后一点是将被统治国家的经济置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紧密管束之下。

事实上这个危机和战争的政策的发端者，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民主党政府本来想成立一个没有索莫沙但基于他的国民卫军的政权，但几次都失败了。它打算叫美洲国家组织来支持一个直接的反革命干涉，以获得美国与国际上的较广阔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却破天荒地拒绝这么做。

帝国主义很快从这个经验中得到教训。它提高了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的重要性。

早在1979年秋天，卡特导演了萨尔瓦多的罗麦洛的政变，增加了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军援，而且还准备了条件，把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转变为将来干涉尼加拉瓜革命的基地，保证了索莫沙的国民卫队的残部继续接受军事训练，增加了驻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与装备，而且利用选举的把戏导演了牙买加的孟利政府的下台。对古巴的威胁也增加了。

自从1980-81年以来，五角大厦继续推进战争。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A）重组萨尔瓦多的警察和军队（把后者置于美国军事高级司令部的保护之下）。就情报的收集、空中侦察、精密的军事装备维修、以及在战地上指挥军事行动而言，美国「顾问」的参与是愈来愈多了。没有美国的援助、训练和进行结构上的改变，萨尔瓦多军队在「马地民族解放阵线」（以这简称「马解阵线」）的军事攻势之下，一定会瓦解。

（B）增加美国、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这些演习是在洪都拉斯的丰西加湾（尼加拉瓜及萨尔瓦多的边境）举行。有些演习一定也在萨尔瓦多境内举行。这些演习的作用是要巩固地区性的军事联盟——作为直地运用更大量的美国军队的必要条件。这些演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帝国主义无法把中美洲的战争「拉丁美洲化」。这个「拉丁美洲化」的计划本来是要利用阿根廷等国家的军队。但是由于马尔维纳斯战争和南端的几个独裁政权的危机这两个因素，这个「拉美化」的计划不得逞。美国对格林纳达作反革命干涉的时候就开始利用这些区域性的军事联盟。但是，事情往往很凑巧，美国的这种措施却使它不可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警卫」队。

（C）洪都拉斯已被转变为真正的美国「航空母舰」。二千多名军队长期驻在那里。这还不包括组织尼加拉瓜反革命军队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派尔麦洛拉基地是美国的战争活动的战略中心。各种各样的军用飞机可以在该基地起飞或降落。洪都拉斯的「国防系统」包括十个军用飞机场。一个可以容纳一千三百名兵士的训练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军队的中心，自从1983年以来，已经在运用了。一个既可对尼加拉瓜发动空中攻勢又可作为永久性空中侦察之用的雷达网已经设立起来。

这个重大的美国影响力却在权力结构的内部引起了分解和腐化。三个因素——这个重大的美国影响力，发生群众所反对的战争的危险，以及經濟危机——结合起来的效果，也正引起人民的反感。但是，因为革命的政治力量还很弱，所以很难使这些人民的反感独立地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政权的某些部份与军方的最高层有很大的矛盾，而军方最高层本身内部也存在矛盾。各种不同军队的存在（从反对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军队到美国军队，而且不要忘了在洪都拉斯受训的萨尔瓦多军队）也是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军队的领导圈子完全依赖美国，但是却站在自己的利益的立場与美国谈判援助的问题。他们也想保持比该地区的其它军队（如萨尔瓦多军队）更强的军事力量。

在下一段时期，美国帝国主义打算在哥斯達黎加增强它的军事地位。

（D）一个以哥斯達黎加和洪都拉斯为基地的反革命军队，在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参与、财政支持和训练之下，已经充分发展。它有一万五千人，主要由前索莫沙国民卫队构成。这些雇佣军已经对尼加拉瓜发动了全面的战争，造成了很大的生命与财政的损失。

（E）在加勒比海，美国舰队不但经常巡逻，而且时常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谓海洋冒险行动）。加勒比区的几个国家的警察和军队也正在重组。一支包括多米尼加、安提瓜、圣路西亚和巴巴多斯等国的联合军队已被组织起来阻止「新的格林纳达」的发生。

（F）华盛顿依靠以色列来扩大该地区的战争。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在武装与训练危地马拉的镇压军方面扮演前锋的角色。它是一个将近代武器供应给该地区独裁者的主要供应国。它的顾问不但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而且在反对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军队中间活动。台湾的蒋政权也参加了这些反革命活动。它不但在财政上支持反对桑地诺主义的分子，而且在军事上武裝和训练危地马拉军队。

（G）美国军队之占领格林纳达，就是向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及美国的盟友显示华盛顿的真正意向。它同时也向革命战士显示：面对着美国所部署的海空力量，他们别想得到任何援助。卡斯特罗曾正确地着重指出，要阻挡这樣的侵略以及在必要时抵拒这样的侵略，开展中的革命必定要从动员的程度、群众和革命力量的准备、和他们的领导层的素质中得到力量。这个做法不但能够把帝国主义采取侵略行动时所要付出的代价提到最高，而且还可以得到该地区的革命力量的某些援助。但是格林纳达革命的进程却使这种做法不可能做到。

（H）自从1981年以来，里根政府已经制订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基于一些陈旧的公式，把大规模的直接干涉行动在国内与在国际上合法化。这个方案的第一点是声称美国一定要在中美洲抗衡苏联；第二点是说马解阵线只是古巴与苏联的同盟通过尼加拉瓜所支撑起来的，因此萨尔瓦多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最后一点是说萨尔瓦多的垮台会替「俄国渗透」危地马拉及墨西哥铺下道路。美国面临这个危险就有责任抵抗「俄国扩张主义」。这个方案把美国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所推行的政策描述为「东——西」冲突的一个因素。

里根和五角大厦在外交上所耍的花招完全配合这个图式。他们的外交目的既是对国内的又是对国外的，而且还要对中美洲的开展中的战争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帝国主义一向的做法，就是搞些选举，然后披上民主的外衣，譬如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这些做法是以「维护民主」的名义来使加紧的军事援助或者直接的干涉成为合法的行动。这些做法也代表最后的企图来消解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最后一点是，这些做法也是用来引起反帝与反独裁的阵线的分裂，以及使人民中某些层份迷失方向。

（4）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主要的问题。正如代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基辛格的报告所说的，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古巴工人国家和尼加拉瓜是「内部的范围边缘」上的几个反常的事物。它们一定要在短期之内被包围，而且，可能的话，被消灭。这个基本的目标是所有的美国资产阶级势力认同的。他们根据各自对美国国内局勢的特有看法，而会对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是用各种各样的压力呢，还是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他们对于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萨尔瓦多胜利、阻止尼加拉瓜的革命与国家的巩固、以及使危地马拉游击队遭到极大的失败等几点上，却有一致的意见。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计划全面的升级。这个全面升级的目的就是加紧对尼加拉瓜的包围、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萨尔瓦多新现政权、而且利用这个巨大的压力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打击革命势力。欧洲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甚至于墨西哥）正在运用经济武器使尼加拉瓜就范。它们之支持萨尔瓦多的杜埃德政权是基于同样的看法。还有，欧洲的一部份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以及拉丁美洲的某些资产阶级参与从事这些政治与外交的花招，有双重的目的：用各种各样方法对革命势力（及那些多多少少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士）加以极强大的压力；以及一旦华盛顿决定作质的升级而直接运用帝国主义军队时减少它所付的政治代价。

中美洲的反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五角大厦的整个战略是，恢复对加勒比地区的霸权，而且使这个攻击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全面反攻的一部份。这就说明马解阵线所领导的斗争的性质是与古巴的七‧二六运动和尼加拉瓜的桑解不同，因为后二者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才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革命的存亡，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对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者以及反对帝国主义重整军备的人们而言，帮助中美洲和加勒比区的革命运动得到胜利，以及无条件地保卫古巴和尼加拉瓜，是无比重要的。

第二章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1）中美洲地峡的被压迫的与被剥削的人们现在不再甘于受欺压了。他们从70年代初就开始反叛，反叛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水平的颇严重的恶化。其它原因包括政治的渴望老是受到挫折、民主权利永远被剥夺、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美洲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45%以上的人口不到十四岁。大多数的年青人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危险分子。索莫沙和危地马拉的军事当局最公开地证明这点。

半失业与失业的人数愈来愈多。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失业情况变得极为严重。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極端不平均。几乎65%的人口生活在「穷困」中，而且40%的人口生活在「極端穷困」之中（在萨尔瓦多是57%）。营养不良、营养不足、极高的婴孩死亡率、文盲、一般地缺乏水、电等基本服务、流行的地区性疾病等，是极大多数正向帝国主义、它所扶植的政权、及或多或少受它公开保护的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的人民每天所面对的现实。

由于农业危机和工业化的影响，城市人口快速地增加。所增加的城市人口极大部份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集居在大城市的、特别是首都的下层阶级的地区。在过去十五年中，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他们构成一股社会与政治的势力，将会在政治斗争和革命组织的生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农村人口还是很大，还是占人口的多数：平均起来，占人口的55%以上（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也有特别的比重）。农村的劳动人口继续增加，因此半失业的情况也大为增加。在农业转变的影响之下，地区性的中心也生长起来。这些城市和农村的「群众化」就是人民斗争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危机对这些国家的脆弱的、畸形的、和依赖的经济的打击，使这些经济走向它们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与具有广阔农业基础但是新近才城市化和失业半失业严重的国家的经济危机结合起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恶化，小农、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半无产阶级已经加速地走向贫穷化，而且连中、小资产阶级也免不了受灾殃。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动摇了。

（2）寡头政治的破裂，成为一个有利于革命过程的因素。当权的寡头政制，由于完全参加经济「现代化」，正在局部地被转变，所以正在经历分化的过程。这在有些时候是内部紧张的表现。这个过程也在军队中发生。军队本身就在「转变」。这些寡头政制不能对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破裂、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跨国公司的进入等等）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效果作出反应。中美洲共同市场刺激了这些变化。虽然60年代末期发生经济危机，但是中美洲共同市场也相对地加速了经济发展。这个发展和现代化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从这方面看来，经济的发展是片面的、表面的、而且变形的。以农业为例，只有外销的部门才与这个过程有关，而这外销部门还与土地的集中有密切的关系。以内销为主的农业（基本食粮）的情况则愈来愈坏。工业化正在起飞——它在国内总产值中的份量在十五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但是它还是非常脆弱，而且并没有改变外销农业所占的优势。

寡头政制不能够永远维持旧有的统治方式了（只有哥斯達黎加是个例外）。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斗愈来愈频繁，而这种内斗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表现出来（危地马拉的几次政变；萨尔瓦多因莫里纳将军的农业改革而引起的几次矛盾；尼加拉瓜在1975年以后的几次愈来愈强烈的冲突）。但是，这些寡头政制只想在资产阶级之内独霸权力，所以不但不能建立起新的联盟，而且也不能进行机构上的改组来巩固霸权。

所谓「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时常去推动一些改革。但是，所有的改革计画都是短暂的，不是被军人政変所破坏，就是局势被专制者所把持（1963年危地马拉的约瑟‧阿勒凡洛；1972及1977年萨尔瓦多的基督民主党和杜埃德两次被「剥夺」了选举的胜利；1967年及1972-73年尼加拉瓜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公约）。「再生的力量」（即资产阶级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译者注）恐惧群众像恐惧瘟疫一样，所以通常都是以停止抗议来交换与寡头政权、军队和帝国主义的讨价还价。帝国主义总是维持寡头政权作为盟友。

目下这些政权的结构都不能够阻挡群众的抗议运动的兴起。他们连局部地控制这些运动的孔道也无法建立起来。因此，政治与社会的不安愈来愈厉害了。这些寡头政权完全贬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个构成部份的价值（议会、选举、独立的法律制度、新闻自由等等）。

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寡头政制及其盟友比较多地向老板与专业协会求援，较少向政党求援，因为政党的角色只限于在选举的闹剧上，所以它们的用处是暂时的。寡头政制的「为了秩序而牺牲进步」的思想与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黏在一起。这就显示了他们的历史的弱点、与思想贫乏——虽然他们的武装设备是极好的。

寡头政权之向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求援，在政权进入最深的危机以前，是得到天主教最高层的祝福的。当统治阶级面对群众斗争的崛起而难以维持阶级的统治的时候，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就是他们所选择的反应。这并不排除更综合的（政治的与镇压的）行动。这些行动已在洪都拉斯或者在目前的危地马拉或萨尔瓦多施用过。但是在危地马拉，这些行动是属于其军事当局特别设计的「反暴乱」的政策。

上面所提出的这些要素，可以使我们了解中美洲革命斗争（除了哥斯達黎加以外）的情况与拉丁美洲许多重要的国家的情况的不同，因在拉丁美洲国家，统治阶级可以求助于其它方法，而且还能够玩玩「受控制的、但是动摇的民主櫉窗」的把戏。

（3）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经常在该地区进行干预，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形成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进步同盟」及其它架构的影响之下，以及经济的相对生长，这些资产阶级稍为巩固了一点。但是他们仍然是民族与历史的根基非常微弱的社会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危机以及1979年以来的革命暴动所尖锐地证明。军队的巩固以及可以与美国谈判的军事政策（危地马拉）并没有大大地改变这些基本的因素。他们的「独占的」特性（少数几个家族和新上升的军事领袖控制国家的大部份财富，特别是土地）和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臣服，表示有系统的镇压仍然是他们的统治方式中一个主要因素。他们的经济政策，除了超级剥削和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连系以外，就是资本的逃离。目前的局势明显地证明这点。他们「牺牲」了将来的阶级利益，来迁就目前的急迫的要求。这证明了他们的寄生性质。他们假装为国家的前途操心，其实准备出卖国家。

到结果，这要靠人民——被压迫的群众——来建立国家，来建立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且，只有靠这个广闊的社会与民族的动力，才能够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使革命胜利。革命的胜利就更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这是我们从桑地诺主义者的反索莫沙政权的斗争中所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

（4）中美洲的群众运动，从30年代的斗争的历史中，得到他们的力量。这段历史锻练出好几个反帝与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伟大人类。桑地诺和马地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人物。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时期的经验及其所推动的改革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烙印。最后，危地马拉的阿本兹政府的时期（1950-54年）也是这个历史遗产的一部份。它一方面显示资产阶级农业改革的极限，另方面也顯示了紧张的群众动员。

自从70年代初期起，群众斗争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导致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其冲突的程度依国家而不同。

自从1972-73年以来，通货膨胀开始减低人民的收入。教师、大学教授、银行雇员、社会福利与卫生工作人员等等社会层份变为激进化。工会扩大其影响，所以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城郊贫民区居民和「移居者」开始动员与组织起来。无地的农民也组织占领土地的行动。这是最有效的违抗法令的行动，可以打破农民的屈服的与宿命论的思想。农民之进入政治舞台就产生了无可弥补的裂隙。革命组织积聚他们的力量。抗議和社会与经济的运动公开地组织。直至1977-78年这些运动有时还是合法的。

新演员参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反对高阶层的天主教徒和教士；在危地马拉占贫农中的多数的印地安人；妇女组织和政治犯与「失踪者」的家人的协会。

资产阶级改革在那时候的失败使人民不相信可以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斗争。

自从1978年以来，公开与地下斗争，合法与非法斗争愈来愈结合在一起了（占领工厂与土地，贫民区居民之自卫与武装行动」。镇压大幅度地增加。教士、工会领袖、学生、农民和工人被绑票与暗杀者数以千计。恐怖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一个新的社会分类被创立起来：国内及国外的政治难民。这就证明整个区域的穷人的情况是多么不安定。

劳苦大众，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愈来愈了解，他们之为民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权利所作的最基本的斗争，已被转变为与当政者的政治交锋。推翻独裁政制可以说是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各种不同的社会层份的斗争集中起来。作为受剥削和受压迫群众的的领导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社会的交锋必定以群众起义、武装人民运动和人民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还具有阶级战争的意义。尼加拉瓜的群众起义（1979年）之推翻了索莫沙的国家机构，以及萨尔瓦多的广大的群众动员（1980年）就是这么一个转捩点。

这个区域的革命发展的新架构是桑地诺革命、其国家、与其军队的巩固，萨尔瓦多的内战的开始，和美国直接的军事与政治的干预。

（5）即使在像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阶级的结构使政治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意义尖锐化，但是革命的动力不是社会学的決定论的产物。如果不认识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存在，人们就无法了解这个革命的动力。这几个政治军事组织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

这些组织采纳了中美洲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遗产和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的传统。它们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它们证明可以深深地在民族的现实中生根。这点，再加上它们与古巴革命的不可破裂的联系，就足够证明它们是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层有质的不同。

除非上面所说的政治与组织的分歧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这些组织的主要的共同特征：

（A）这些组织已经吸收了古巴革命的经验。它们主要地得出了以下的战略教训：在美国的后院发动新的革命是可能的。二十年来这个战略教训一直是它们的思想与实践的指导路线。一个开头是反独裁的、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能够经过群众的组织与动员、否决帝国主义的干预、夺取政权、和拒绝与资产阶级的任何部份共享军权等等过程，而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拒绝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的目的是在推翻了独裁制度以后拒绝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群众的组织与动员的目的是保证群众的确定的领导地位。

（B）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将武装斗争提上议程，换言之，认为需要以武装斗争来推翻当权的独裁政制。这意味它们已经和「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决裂。这也表示再度与共产党的政策决裂。共产党，要不就认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而在此革命中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不就是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同盟。这政治同盟，不但直接被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还意味保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共产党也把自己限于合法的、工团主义的、工人主义的活动，因此不能够发动穷苦的城乡群众的斗争。

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并不排除堕入「游击中心」的理论的歪路的可能性；「游击中心」理论会导入死巷及失败。特别是，政治行动被忽略了，而且常常被同化为改良主义。这就留下一个地盘，让共产党及其它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势力打进去。

中美洲革命组织的一个好处就是，认识到「游击中心主义」已经失败，所以要对它进行有系统的重新思考。这些中美洲革命组织包括这种游擊战经验没有发展起来的萨尔瓦多的革命组织。但是，就干部或者具有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组织（如桑解）而论，这种重新思考是在经验的连续性的范围之内举行的。这是这些组织之所以成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虽然这些组织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有短暂性的分歧，但古巴之作为一个「后卫」也是这个政治与组织的连续性的一个构成分子。

（C）越南革命也鼓励这些革命组织的许多干部进行重新思考。它重新确定了政治工作、党的任务、以及使群众参加武装斗争的覌念的重要性。结果，军事问题首先被看为政治问题。除了乌拉圭的杜巴马洛斯和阿根廷的革命工人党所组织的城市游击队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以外，越南的经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经验事先向中美洲革命组织提供了如何组织军队和群众性的阵线的方法。在萨尔瓦多，真正的革命军队是在1981年以后创立的。

提到越南的经验的时候，人们就会直接考虑到在革命组织夺取政权以前美国会不会干预的问题。美国的干预就会使阶级斗争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

因此，印支革命偶而会引起一些图式的一般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对革命可能会是危险的。印支革命具有反对占领军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这个事实，就使一些革命组织（如尼加拉瓜桑解中的GPP倾向）得出一个战略，就是以准备对抗将来到的帝国主义的干预的战争为主，目前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就要附属于这个主要的战略。因此，这个战略，就抛开了在帝国主义干预以前采取政治与军事的攻勢，推翻獨裁制度而夺取政权这件主要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它准备反对明天的敵人的斗争多于反对今天的敵人。它忽略了政治要求与组织群众的工作。「（游击队所佔領的）山头」就变成唯一行动的地方。这个「山头」很可能会在全国范围中被孤立起来，组织工作就只有这个「解放区」的人民群众部份了。

（D）革命组织自70年代中组织起来，它们都能够具体地而且每次都能够用一个独特的方法把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斗争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领导工会、乡村群众组织及城市贫民区居民與武装斗争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它们反对自发的暴动论，认为这种暴动是自卫的产物。它们重新把暴动这个远景和武装及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群众行动（群众总罢工、为暴动而举行的总罢工）结合起来。所有革命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在关心如何组织群众运动和积聚力量。斗争的经验、自卫力量、和武装派遣队都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起来。到了某一阶段，武裝应该在城市中、山上及乡村中发展起来。

它们提出一个民族的政治方案，而且变成政治冲突的主要人物。它们从改良主义势力的手中夺走群众运动的控制权——包括组成群众组织。

（E）这些组织排斥了共产党所推动的联盟政策。这个政策是「两次革命」的覌念的一部份。共产党一方面对革命力量采取非常教派主义的态度，另方面却跟着资产阶级组织走——顶多只不过打算经过包括在选举阵线中的外围组织来改善力量关系。

革命组织反对这条政治路线，因此马上被群众看成为独裁政权的第一号敵人和自决权的斗士。它们与资产阶级反对派争辩谁是民族的与反帝的利益的最坚决领导人。从这方面看来，它们对于谁是革命的动力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工人、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所有这些特别的因素（階级的组织，军事力量等等）都是为了要在这些层份的范围之内保证它们的独立与领导权而设立的。因为在这些以民族民主任务为开端的革命中，它们把握着这些层份在反独裁与反帝的斗争中的效用。但是桑解的一个领导人威洛克，对于这个联盟政策的本质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联盟政策的轴心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人民。这不是煽动式的宣布。这是基本的真理。我们的政纲以及我们的力量所牵涉到的计划都是基于具体的现实。我们有武器及人民和我们在一起。它是一个反独裁的、人民的、革命的层份。」

有了这种看法以后，革命组织才能够把不同形式的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带入反独裁的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大熔炉。这些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派、「解放神学」的支持人、激进的民主力量、以及决心要夺回他们的尊严的印第安人。

（F）最后一点是它们发展出一个国际主义的政策。它们已经表示出它们对地区性的与整个洲的革命过程有很好的了解。它们已经成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外交。这个外交不但在反帝国主义干预的斗争中搞得很好，且在展开全世界群众的团结运动上也搞得很好。世界各地所组织起来的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区的兄弟姐妹们的斗争团结起来的运动就是明证。

这些革命组织——如桑解或马解阵线——现在正站在工人运动及其前锋在国际上重新结合的过程的前列。这些派别的发展使我们的纲领和远景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为增加。为了产生这个效果，第四国际及其支部，除了进行团结支援工作以外，必须尽量向这些同志学习斗争的经验，尽量与他们交谈，而且在与他们讨论的问题上尽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在这些国家的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充分地参加由这些组织所领导的斗争，而且把我们运动的整个立场向他们解释。

（6）中美洲革命因此吸取而且深化了古巴革命的教训，在那里发生了一个从民主的反帝的任务进展到社会主义任务的不断革命。国家机构及其镇压力量（军队、警察、特种单位）的破坏和独立于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革命政权的建立，是保证民主的与反帝的措施的实践以及使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转变的必要条件。帝国主义的反应，以及它与一个愈来愈多地进行经济破坏与军事和政治攻击的资产阶级联系，表示工农政权（这个建立在军队、民兵、和群众组织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定要愈来愈多地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转变，就是巩固和扩张社会收获和民族独立的保证。

第三章尼加拉瓜革命

（1） 1979年4、5月间所开啟的双重政权在7月19日有了质的改变。在革命推翻了索莫沙与瓦解了国民卫军（事实上是完全与索莫沙政权一致的）以后，决策权和人民政权的领导都操在桑解阵线的手中。

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主要部门——它的镇压力量——已经被击碎，而且一支革命军队已经建立起来。这支革命军队的起源、成份、领导结构和训練，都是桑解阵线发动的革命战争的直接结果。就像在所有革命中一样，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一下子被消灭（譬如行政机构、中央银行、一部份法律制度）。但是它的主要支柱已被打断，而且被一个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机构所代替。表达劳苦大众愿望的桑地诺军队操纵了这个国家的实权。

资产阶级以前及现在继续保有相当大的经济基层。然而它的传统的政治弱点；它之无法在革命战争后期抓住反索莫沙斗争的领导权的一部份；而且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它不得不尾随桑地诺主义而生存；所有这些因素使它更不能够把它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力量。它是有组织的——主要是「私营企业最高会议」，一些表达意见的孔道（如其主要的报纸普伦沙报及私营电台），天主教高层内的有影响力量的盟友，以及几个微弱的政党。它在一部份国家机构（行政部份、银行、法院）之内有支持的力量，但是这些人对整个国家的方针是没有决定权的。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仅仅再度产生我们已经在其它革命过程（古巴）中所见到的东西。如果我们要用适当的词句去表达的话，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也与双重政权的相对短暫和桑解阵线所追循的政治路线（如国民重建执政团在1979年6月成立）有关。因此，在7月19日以後这个双重政权的某些因素仍旧存在。但是，这些因素是在权力集中在代表工农利益的桑解阵线手中的情况下存在的。根本没有相对抗的分子之间平均共享政权的情况发生。天平杆是决定性地一面倒。政权转移在工人的手中。

政权的夺取以及对国家权力主要部份的控制，是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且使桑解阵线有工具来保卫革命、加深革命、扩大与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发动对资产阶级财产的侵犯、以及把经济的方向转变为符合创造革命的阶级的利益。这些革命行动的步伐——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力非常弱、極端地依赖他国、面对着極大帝国主义压力的国家里——还是依靠一连串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因素。

1979年7月19日标志了建立在工农联盟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也即是建立工人国家的初步。这个工人国家，就像任何新兴的工人国家一样，必需加以巩固。在这个意义上，巩固与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财产关系的社会经济的阶级內容（私有部门的比重）是和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互相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是被压缩在新政权的外壳之内。这个矛盾表达在桑解阵线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那就是建立了专政——但还没有通过没收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财产以及通过引进集体化的财产关系来巩固这个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支配国家这个工具——开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政治权力的阶级性质和经济关系的阶级性质之间，可能会有矛盾。当然，在最后阶段，经济基础对工人国家的巩固会有决定的作用。任何革命都要经过这种交叉路口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中，指导所有措施的方针，才使革命的阶级与它的社会内容取得和谐。

我们只要考察过去五年中革命的措施和收获，就可以证明这个新的工人国家——美洲第二个自由领土——的力量已经增强了。

（2） 7月19日以后，桑地诺领导层在作主要的决定时，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对中美洲的现状作的激进挑战，一定会在短期内引起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要在政治上巩固革命和在军事上加强国防，它就要争取时间，寻找不同国家的（即使是薄弱的）支持，以及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次，在桑地诺革命的冲击下，中美洲各地的革命的步伐加速了。从那时候开始，尼加拉瓜革命的方向就与这些革命的进展、和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桑解阵线如何对付这个规模相当大的经济灾难。

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很快地巩固了政权的主要工具；工人、农民、和半无产阶级的专政。

（A）这个新国家的基石就是革命军队。建立桑地诺人民军队并使之专业化，自然是首要的任务。它的核心是由五千人左右桑解阵线的旧有的「正规军」所组成。桑解阵线在这些战士之间进行了识字和政治化运动。整个指挥系统是在桑解阵线的手中。在那个时候，亦成立了桑地诺警察。它的大部份成员是因战争而失业的反索莫沙的工人阶级战士。

虽然在革命胜利后初期组织桑地诺人民军队是优先任务，桑解阵线领导层也在准备建立民兵。桑地诺人民民兵于1960年3月成立。人民参加民兵是完全自愿的。好几万工人和青年很快地参加了民兵。

关于内政和国防部的种种决定，是由「九位革命指挥」所组成的桑解阵线联合全国领导层所决定的。

（B）革命初期所发生的政治冲突显示出谁掌握真正的决定权。桑解阵线已经在1979年12月决定重组政府——指派它自己的人员担任三个重要部门的首脑：国防部长由奥提加（H。ORTEGA）担任；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長由威洛克（J. WHEELOCK）担任; 计划部长由鲁易兹（H。RUIZ）担任。

从这时候开始，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即集中其火力对向一个目标：「桑解阵线必须减少它对军队、警察和桑地诺防卫委员会的控制」。

在1980年3、4月间，国民重建执政团因国务会议的构成问题而产生分裂。稳定多数的席位被指派给群众组织及表达人民多数意见的政党。从几方面看来，两个资产阶级代表（查莫罗和罗貝乐）之离开国民重建执政团是有相信象征意义的。5月4日国务会议即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起来——那一天刚好是1927年桑地諾虽然遭到资产阶级出卖但仍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的周年纪念。辞了职的位置并没有马上填补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党直接与九位「革命指挥」交涉，因为他们知道，归根到底，这九个人是掌握决定权的。执政团的新成员是由这九位「革命指挥」所提名的。他们并没有顾及到过份的礼仪。两位新的资产阶级人物（克鲁兹和科多巴）被包括在执政团了。私营企业最高会议被解除武裝，就公开同意执政团的新成员。接着，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就要求召开立宪大会，使桑解阵线和国家机构分离，执政团成员有否决权，控制司法制度和财政，以及正式地保障私有财产。

对国务会议这个咨询机构组成的争执从两方面显示了谁掌握大权。在一方面，桑解阵线领导层表明它掌握国家大权，因此对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让步。在另方面，两个资产阶级代表被另外两个代替，证明什么都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代表完全处在附属的地位。即使克罗兹当了资产阶级的新代表，他与罗贝洛一样在新的国家机构中拿不到决定的力量。

1980年7月，奥提加答复私营企业会议的要求，宣布1985年举行选举。这里再度表示出谁掌握决定权。更好的是，这位国防部长还宣布，真正的民主应该是社会不平等的减少，并不单单是选举。选举的目的是「使人民权力达到完善的地步」。

在1980年底，资产阶级发动一个新攻勢。这个攻勢使用了现在常常听到的主题：桑解阵线独霸权力。但这个主题与首次以武裝攻击革命的行动结合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力量又叫它的成员退出国务会议。几个月以后，国务会议就被那个已减少到三个成员的以丹尼尔‧奥提加（D.ORTEGA）为主席的国民重建执政团所改组了！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渐增地集中其火力在经济阵地和军事阵地上。由于经济方面的攻击，执政团不得不于1981年9月宣布经济和社会的紧急状态。由於军事方面的攻勢, 执政团不得不於1982年3月宣布全国的紧急状态。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玩花招。他们只不过以政治花招来补助经济破坏与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以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为基地的反革命军事行动。

（C）新政权的基础，除了桑地諾人民军队和民兵以外，就是群众组织。好几个群众组织是革命的直接产物（如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农村工人协会）。

群众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

‧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对于团结人民中的不同的阶层有很大的贡献。

‧桑地诺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在全国规模上组织了大多数的工人，而且（经过了几次挫败以后）对团结独立的工会运动作了持久的努力（在1980年2月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联合委员会）。

‧农村工人协会，不但触发了土地改革，保卫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且密切地监视地主的举动。由于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和农村工人协会之间有机的联盟，工农联盟得以实现。

‧全国农民与牧民协会，组织目标是对粮食生产和合作社的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小农和中农。他们的支持对于打败反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

‧尼加拉瓜妇女协会，任务是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妇女在革命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桑地诺青年团，是在扫除文盲运动和学生生产队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扫盲运动是提高城市的和特别是农村的群众政治意识的广大运动。

带有工会性质的组织是独立于桑解阵线的。即使桑解阵线的政治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没有强加它的独霸。这些组织的门户是对任何人都打开的。它们的壮大是这几年的特征之一。它们已经使群众的意识和社会的权力机构发生深刻的转变。

它们的功能和目标，虽然没有常常实现，但可以总结如下：

‧鼓励人民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生活。

‧帮助人民中的不同部份团结一起，来保护它们的利益，表达它们的需要，提高它们的阶级意识，以及使它们与桑解阵线及有关的政府部门发展（有时候是冲突性的）对话。

‧参加政权的机构——以它们在国务会議中的代表的比重或者以它们在市政府中所起的作用来证明。

‧支持经济重建，共同推动或领导教育运动、公共卫生运动，和维护地方设备，以提高人民中最贫穷层份的生活水平；它们也通过计划与组织它们的活动和任务，来教育担任管理与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且训练各级领导。

‧保卫革命，使之不受错误的宣传运动和破坏的影响。

‧在一个过去充满了腐化现象的社会中，提倡道德与文明态度，而且向「滥用职权」、自大、和官僚化现象——这是这样落后的情况中所内涵的危险——进行斗争。

‧这些组织把以革命的实践改变社会和经济环境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转变」结合起来。

从革命的最初的日子开始，桑解阵线就以政治力量来组织和扩大革命群众的队伍，而且发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D）桑解阵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它巩固领导权和合法性，并不是用预先与1979年6月的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方法来达到的。它是因为具体的任务和选择才与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这些任务和选择是从革命的必要的进展而来的，而且是有利于群众意识的进展的。资产阶级每次失去常态，它就被暴露为与「桑地诺主义的计划」破裂，而且被群众视为反对「反帝的」民族統一和「国民重建」。

桑解阵线的方法表示出它能够抓住民族和反帝意识的成熟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成熟之间的关连。一个澄清化的过程在运转（而且现在还在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桑解阵线日渐地不再使它自己仅仅作为推翻独裁政制的派别，而是作为领导人民走向「新社会」的力量。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的联盟——还有一些实力，在这点或那点上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如果我们要正确地评价它的话，必须要从全面的动力和加强劳动人民地位的角度来看。

桑解阵线之所以有政治的领导权，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反帝与反独裁政制的斗争中所争取到的权威，另方面则是因为它能够把全国的积极参加建立「新尼加拉瓜」的力量团结起来。它的这种能力就在实际上证明它比其它政治、社会力量优越。

桑解阵线不断地争到领导权，是以多元化为先决条件，特别是因为尼加拉瓜革命的思想基石是建基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特别是古巴）、以及一支准备为民族和社会的独立而进行最坚决斗争的基督教派之间的联盟。

（3）桑解阵线称尼加拉瓜的经济结构为「混合经济」。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向帝国主义的支配作出的挑战和现政权的性质考虑在内的话，我们是无法了解这个「混合经济」的。我们必须看看这个情势的演进。

事实是这样的：桑解阵线之对于1979年7月以后所建立的国家的控制，已经把它自己的痕迹印在经济的「混合性」上面。这是因为它有资源和社会基础，不但用来增加它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且扩大已受它控制的范围（如外汇、分配、信用等）。它的功用，不但是一个经济改变的杠杆，而且是一个永久性的强制作用的工具。很明显地这个控制还没有消除经济的不同部份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是消除革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另一方面是世界市场的压力，以及私有部门的再生产规律（它在具有战略价值的农产品输出部门仍然普遍）之间的尖锐矛盾。但是现政权能够在由保卫革命所指定的优先次序的基础上解决这些矛盾。国家的「经济以外」的性质就变为经济的力量。

（A）在这整个时期中，桑解阵线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能够与以下的几个因素分开来看：1979年的经济情况；国际的因素；它从古巴的卡斯特罗领导层在革命初期采取的措施中所得出的经验。

我们应该回忆一下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索莫沙政权和内战所遗留下的状况：

五万人死亡，大约十万人受伤，工业大量破坏，两个农业周期的失调以致大大影响粮食供应和输出；每人平均的国内总产值已降落到十七年前的水平；大量外债，几乎完全缺乏外汇，高度的通货膨胀；国家预算完全不平衡，再加上大量的「社会亏损」（文盲、健康与房屋）。

‧发展十分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比1959年的古巴还要差），因此城市与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数量非常少而且是最近才形成的，而且只有薄薄的一层技术人员（听说农业方面只有四百人！）。

‧国家要依靠农产品输出来赚取国外的收入，而后者对外汇汇率的变动和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市场的要求特别敏感；农产品输出部门的发展，除非洲发生国内粮食的缺乏以外，还使输入品（肥料、化学品、机器及零件）的「平衡」变形。

‧经常有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的威胁。

（B）新政权，面对着如此困难的局面，快速地控制了经济的四个重要部门：索莫沙及它的支持者的财产（这个部门提供了公有部门的主要骨架）；财政与保险；对外贸易（逐渐地国有化了将近七成的输出部门）；和自然资源。

桑解阵线说，由于以下的几点理由，它认为不应该要马上接收农产品输出的部门：

‧资产阶级的脆弱和缺乏内聚力，使桑解阵线有转圜的余地，而且有利于「促主生产的同盟」——资产阶级只能寄望于在新的「壕沟战」中有占据经济阵地的可能性。

‧这个联盟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马上获得主要的贷款和延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束缚。新政权快速地在有利的条件下得到十五亿美元的贷款。在革命以后的头三年，除了古巴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热切地提供大量援助。除此以外，这个援助只相对地符合即时的需要，而且各种不同的援助和贸易是反对华盛顿的战争行动的一个积极的政治因素。

‧公有部门需要很多的很复杂的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组织来避免额外费用的过份膨胀。这些额外费用在过渡时期是必然会发生的。在这个优先工作和其它的优先工作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张的状态。而这紧张状态多份是因重建的过程而起的。为了使公有部门赚到很大的盈余，它必须发展比较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的能力帮助它日后接收新的农业与工业公司。但是桑解阵线只争取到少数的干部，而且工人在这方面的水平非常低。

‧生产力的微弱的社会化（由于小商品生产的、手工艺生产的、小农和中农的份量）使中央计划成为一个问题；它的应用范围应该快速地扩张。同时，因收入的分配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的结构，与公共部门的供应，常常接不上头。计划也需要它的过渡。

桑解阵线因此选择了直接控制占少数的公有部门与间接控制私有部门（用对外贸易、信用、按契约而生产、工資的的决定等等方法）的结合的方法。它同时也顾及到在阶级矛盾时这些控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极限。制订公有部门的计划，并且使它在第二阶段能够地区化，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实施。这时所决定的就是有关于大的目的与任务的每年一次的计划。

桑解阵线已经清楚地强调，它的中期目的是使国有及合作社所有的部门变为经济中多数的而且占优势的部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