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过度时期的经济
第三次工业革命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预兆已经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蒸汽机，第二次是电动机和内燃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核能的解放和使用电子机器。
世界动力资源的损耗，照某些人看来，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核能用于生产则是人类智慧找到的解决上述问题的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大概也是最终的答案，将是利用热核能和太阳能。
从现在起，核能就有可能减少某些不发达地区（拉丁美洲、印度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工业化的费用，因为这些地区的煤，不是很少，就是运输困难，因为这些地区水电能比核能更贵（1）。
垄断资本有力地阻止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达十余年之久。美国所拥有的关于核子的知识，虽然高于世界其余地区，但是首先建造核子发电站，并纳入输电网的，却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尤其是英国，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美国巨大的电力企业和石油企业，都是由最强大的托拉斯所控制的——贝尔系统和摩根财团有联系的；洛克菲勒财团——这些企业都反对迅速发展核子发电站。但是，由于国际竞争的影响，反对者终于让了步。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实现中。
半自动化的生产方法,作为流水(链带)作业法的最终结果,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密尔沃基的斯密公司,经过五年努力研究和试验,化了八百万美元,终于制成了日产七千二百座汽车车身的一系列机器,这些机器,通过五百二十二道不同的工序,把钢板变成车身。为进行这种生产而雇佣的大约二百名工人主要起监视和控制的作用(3)。[1]在美国、苏联、英国，然后在德国的许多企业里，都有这类事例。
要从半自动化的生产过渡到完全自动化的生产，必须消灭在作业带的头尾两处进行的开动机器和停住机器的手工劳动，控制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手工劳动，以及一般的监管劳动。这些劳动都由电子机器代替了（4）。电子技术的应用已经很多，而且还在年复一年地增加。譬如说，生产车胎，生产油田用的钢管，机器制造玻璃和纸张，有时完全消灭手工劳动了。再譬如说，有一家工厂，只有四个（！）监管人，只有这四个活人“确保”十六架机器生产唱片；又如（伊利诺斯州）罗克福德的炮弹工厂，从加进钢锭到炮弹装箱，人的手从不碰一碰产品（5）。莫斯科自动化生产滚珠的工厂可以和这些自动化企业媲美。在远距离操纵的发电站和炼油厂里，自动化程度发展得最动人，这些工厂进行生产，但现场却没有一个工人（6）。
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古老的论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谁去从事辛苦的、讨厌的或不卫生的劳动呢？”对于这种论点，现代技术找到了“绝对的”答复。现在看来，答复是很明显的：所有这些劳动都可以由机器来负责。十年前，维纳教授已经证明了：一旦用来控制和监管的机器制成了样板，那么，根据同样原理设计的任何机器都能制造出来，而且成本会逐步下降，一直降到制造这种机器不但从社会的角度看是值得的，而且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有利的（7）。
然而，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潜力，使人类得以摆脱不值得干的机械劳动的负担、痛苦和麻烦，同时，它也对人类生存含有直接的危险。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虽然对当时的人来说，代价是可怕的，牺牲也是不计其数的，但是还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充分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刚刚冲破了私有制的范围。世界各国，核能只有在国家的实验室和企业里才能发展。要是把核能交给私人企业，单是这样做就含有下列危险：人类的命运将掌握在一个疯子的手里，这个疯子可能把整个整个的国家都有炸毁。核技术是第一种必须由国家严格控制的现代技术，这不仅是由于收益问题、健康或正义问题，而且也是为了保障人类的生存。这种技术即使是掌握在资本主义国家手里，对于人类的生存也是威胁，因为它必然会引起军备竞赛及核战争的危险。
此外，自动化使劳动生产率提得如此之高[2]，以致于只有完全改变经济制度（大幅度降低价格，价格的趋势是逐渐等于零；大量减少劳动时间，等等），才能从长远来说使自动化不致于经常成为混乱的根源。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不断减少，有时是相对的减少，有时甚至是绝对的减少。从1953年到1960年月，美国工业生产增加了22%以上；而工业的就业人数却减少了11%。从1947年到1952年，电子工业的生产增加了275%，而就业人数却只增加了40%（9）。从1953年到1961年10月，法国工业部门雇用的工人数只增加了4%，而工业生产却增加了89%（10）。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脑力劳动，正好象第一次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银行、保险公司、大工厂办公室里的职员、会计、检验员，成千上万的被电子计算机所代替[3]。
很奇怪，私人企业采用自动化机器的结果是物价上涨、就业不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改做非生产性的行业。有些当权的技术专家甚至还在考虑创建一种经济制度，在那种经济制度里，人这种“变幻莫测而又难以对付的东西”将完全被淘汰掉（12），而象古代无产者那样，由这种怪物社会的新主人免费养活他们。
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导致富裕的生活，也可能导致自由、文明和人类的毁灭。若要防止最坏的情况，必须使工业革命的作用服从于人类的自觉的领导。自然科学取得了胜利，而人类事务却受“市场规律”及有产者的自私所支配。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必须加以克服。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必须由一个世界经济发展计划来加以控制、驯化，使之不用于军事，不致变成毁灭世界的力量。其结果必须是自觉地处理人类事务，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而且新技术的某些方面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所帮助的，因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大大的方便了计划工作。
过渡时期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满足需要、而不是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经济。如果在全世界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完全有可能，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因政治问题而必须的过渡除外）[5]，立即着手组织一种消灭了商品生产的、使人类的生产活动用于满足日常需要的经济。要实行那样一种迅速的、彻底的变化，唯一的条件是把需要限制在最初级的程度上：人们应当满足于吃得饱、穿得暖、有粗糙的居处、能把孩子送到初级学校去读书、能享受合理的医疗服务。
人类目前具有的生产力已经可以满足这些需要，不必再经过一个工业上积累和继续高涨的过渡阶段。当然，这就必须大规模地重新分配现有的生产力，把汽车工业改成制造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工业、使化学工业只生产肥料、建筑材料和药品，把科学研究集中在食品、衣着、住房和健康问题上，而且把世界产品的极大部分用于不发达国家。
有人可能不同意现有生产力已经能够满足人类的最低需要，特别是在食品、住房和健康方面。这种意见是站不住的。目前，世界化学工业中，生产肥料和药品的占极小一部分，所以这类产品可以三倍、四倍、五倍地增加上去，而不必经过一段增长生产能力的时期。至于食品，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世界主要专家之一，孛尔特，曾于1944年列表估计最高可能产量如下（单位：100万公吨）：
战前产量
1960年生理
上最适宜的世界总需要量现有耕地面
积，用现在办法，最高可能产量现有耕地四亿公顷最高可能产量
谷物
300.4
363.5
360
753
根茎及块茎
153.2
194.5
230
535.5
糖
30
33.6
34.5
178.1
水果蔬菜
156.3
411
211
470
油脂
15.2
20.4
18
70.9
肉
65.6
95.8
78.7
96.8
牛奶
150.2
300
180.2
323.2
(15)
而且，还必须指出：1947年以来，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上表第三第四栏的数字需要修改，根据不同的产品，很可能要增加20%、30%、或者甚至50%[6]。
但是，这样“立刻”建立一个以按需分配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始终考虑到“恢复性的过渡”——会碰到难以克服的双重障碍。
首先，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类来说，目前已经能够满足的需要，大大超过了这些最低需要。工业先进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是不能满足于吃饱、喝够、穿暖、好好歹歹有房子住、孩子能上学、简陋的医疗条件。好几世纪以来，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普遍扩展，他们的眼界扩大了，越出了他们本国和本地的狭窄范围。他们的需要也因此普遍化了，实际上这是人类第一次觉悟到有自由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他们要求装饰他们的居处、使服装多样化、摆脱笨重的家务劳动（烧火取暖、洗大件衣服等等）、娱乐、旅行、阅读、学习、更能防止疾病、活得更长寿、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
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能够部分满足这些基本上健康的需要，——当然，商品生产又在这些需要之外加上了一些人为的或人为地扩大了的需要。要是根本取消这些能满足非最低需要的工业部门，这对于工业国家的一大部分居民来说，已经是降低生活水平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贫困的社会主义”，用发票配给少数规定产品的办法，代替按腰包分配的办法。这样的社会主义，非但不能使人类的可能性普遍发展，而且会使人比目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等居民更庸俗、更不能满足其要求。
其次，由于杜森伯利所阐明的“模仿和示范的作用”（17），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他们也已觉悟到现代技术的巨大可能性。他们迫切要求享有同先进国家居民一样的文化水平和舒适生活。同工业先进国家的居民一样，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苦行僧式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配给代替富裕的。
然而，现有的生产力，要供给整个人类以现代的舒适生活，是绝对不够的。根据国际联盟的一个出版物，单是按照工业化国家居民每人所有的工业制成品数量的一半这样的标准去供应不发达国家，那么，就得把1926－1929年间工业制成品的年输出量增加到十六倍，即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倍（18）。二十五年后，联合国的一个出版物证实了这种估计（19）。
因此，必须再一次大大地扩张生产力，以便保证地球上全体居民都有丰富的工业品。这样的扩张大概要求目前世界工业生产，即使不增加两倍，少说也得增加一倍。这就必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有一个社会主义积累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以重大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为基础，以世界经济计划化为基础，（机械和人类的）生产力就能发展到这种程度（这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使得在物资上和服务上能满足社会成员一切需要的经济制度，有可能建立。
最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现有的文化水平和生活舒适水平，虽然远远超过了不发达国家的那种低得可怜的水平，却远远不是理想的。这些国家里虽然有很多浪费现象和无益的奢侈生活，虽然，从食品和衣着的观点来看，最富裕的国家里，已接近生理上的理想标准，[7]但是，城市建设、住房、个人交通和公共交通、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医疗（而首先是预防疾病）、科学研究、艺术发展、人民旅行组织、书籍发行及一般的思想传播，却还发展得不够，而且感到严重缺乏。只举几个例子吧：
1954年，没有自来水的住房，在瑞典和挪威占30%，在法国占41%（！），而在意大利占65%。
同年，没有浴室的住房，在英国占38%，瑞士30%，德国57%，瑞典和荷兰70%，而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里则占80%到95%（21）。英国有八十五万幢破烂房子，比利时有二十万幢，美国有一千三百万幢。而且，连一般认为正常的、甚至是舒适的住房，从城市建设的观点看，也常常是合理重建城市时需要拆换的。
1950年前后，法国和意大利每年出版的书籍，按每一千个居民计算，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水平的50%，德国只有35%，美国只有14%。
1955前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工人家庭出身的中学生人数还不到中产阶级出身的一半。在工人阶级占积极人口50%或50%以上的国家里，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很少超过10%的。根据克劳瑟的报告，英国70%（！）的孩子到十五岁时就不上学了。
同年，英国和法国和熟练工人家庭的儿童死亡率，尽管有社会保险制度，却相等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两倍，而粗工家庭的则相等于三倍。
1957年，西欧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家庭还没有收音机；只有10%到20%的家庭有洗衣机或冰箱（22）。
最后，即使在世界最富的国家，美国，1958年，有将近60%（！）的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年的生活费低于一千美元（23）。
因此，就是在欧洲，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以便使所有的人都达到目前的科学和技术所允许达到的最高生活水平。有了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大概就能实现这种努力。
国际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
世界规模的经济制度是解决过渡时期的关键问题，即解决社会主义积累问题的理想范围。在这种世界性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分工的好处，当然不是把这种分工看成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而加以改变，在世界范围内指定工业、采矿和农业的地区分布，以便尽可能地节约（人类的和机械的）劳动。在这种世界性的范围内，全世界的资源可以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新分配，而不损及任何民族的任何消费。重新分配了资源，世界积累的速度，首先是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就可能有很大的增长，而同时，一切民族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有同样的提高。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怎么能够同时提高积累速度和世界实际消费量呢？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存在着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巨额资金，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军备开支——好些年来每年大概达到一千亿美元。
而许多作者都估计过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在迅速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联合国一个出版物估计需要二万五千亿美元的投资，才能使整个亚洲大陆，按人口计算，每人的产品相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的水平（24）。这笔投资只等于每年付款一千亿美元，共付二十五年，因此而建立起的巨大工业本身就能提供必要的资源，在十年的时间内，可以把这笔收入加一倍。考虑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情况，全世界不发达地区“无眼泪的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估计大约是三万亿美元[8]。在三十到四十年内，把目前因重整军备而浪费掉的资源用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那么，“世界问题”就能在本世纪前获得解决。
博内教授提出了稍为更乐观一些的估计。他认为十五年内需要一千七百亿美元，以便在亚洲使收入增加250%，使积极人口中从事农业的部分从89%减少到65%。如果投资不是一千七百亿，而是八千五百亿美元，那么，收入就会提高到原有水平的十倍以上，积极人口中从事农业的部分就会不到一半。但是他引用联合国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估计每年需要一百九十亿美元的资源，以便使收入增加2%，使一切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的1%转向工业（26）。把这些数字乘五，我们得出的年增长率是10%，也就是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以后收入总额提高十五倍，这同前述达到的结果一样。
我们不是不知道，人的问题——风俗习惯的改变、适应合理的城市生活、教育问题、教学问题、技术教学和职业训练问题——有可能会大大地延缓这种进程。但是，单从在本世纪结束前解决物质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这一点来说，就可能使人们和国家的行为起一次真正的革命。
这种解决办法的利益主要在于：在工业上先进的国家里，这样巨大努力的结果不会减少人民的消费（个人的或集体的），也不会削弱经济扩展的速度。工业结构本身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只要在世界经济发展计划的范围内，使军火工厂转业，为“第三世界”制造成套设备、建筑材料及交通运输工具，并把为武装部队培养军官、飞行员、火箭制造者、后勤专家、或“福利”部门的技术人员的资金用来在这些国家中培养教授、技术教员、工程师、医生、护士、心理学家。
先进工业国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好处以及取消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好处，于是就只归这些国家的人民来享受，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又一次跃进。
制定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发展计划乃是人类的第一号任务。这样做法还能使不发达国家立即获得最先进的现代技术，不必再经过资本主义西方或苏联工业化所经历过的各个阶段。这样做法还能合理使用世界资源，其合理程度会远远超过人类最大胆的想象。
雄伟的计划——对撒哈拉沙漠进行灌溉和施肥、改造亚马逊河流域的大草原、增加新疆的人口和使之工业化、组织星际远征——甚至超出现在最先进国家能力的这些计划，可以依靠人类的共同努力而实现，以便提高全人类的福利。这一来还可以避免许多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而引起的巨额浪费——不但是军事方面和关税方面浪费，而且还有贸易方面的浪费，例如美国禁止旧汽车出口，每年把一百万辆完全还能行驶很久的汽车变成废铁。
工业化国家里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
要解决过渡时期的问题，需要生产力有一次新的高涨。工业上先进的国家里，不降低群众的生活水平而实现这种高涨显然也是可能的。不仅如此，这种高涨可以和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双管齐下。为此目的，只要总结一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计划化能够避免的浪费帐，就够了。
加速经济发展需要增加积累资金，提高人民福利也需要增加消费资金，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就算不是唯一的来源，应当从上述浪费帐中去找。
于是，工业化国家里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是：
1）经常充分使用现有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有的生产力（首先是劳动者和工具），由于经济盛衰循环而有一大部分周期性地不能充分使用。据利昂·亨德逊估计，在1930－1940年期间，美国人民由于不能象1929年那样充分使用人力和机器，少赚达三千亿美元之多（27）。单是1949年的经济衰退，就使全国产品减少一百六十五亿美元，而大约七十五亿到九十亿美元的正常增长方面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在内。美国人民因1957－1958年经济衰退及这两年正常增长速度中断而遭到的损失，估计是五百亿美元。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使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里，不能充分使用人力和机器的情况也是十分严重的。一个美国的高级官员，伊萨多·卢宾估计，繁荣的1929年，未能充分利用的机器占20%（28）。在别的章节里[9]，我们曾经指出：1954-1957年经济繁荣时期里，某些工业部门有多大的生产能力未加利用。1959年，平均有将近四百万美国人失业，单是这一点大概就使美国人损失一百六十亿到二百亿美元的年产值。1955年和1956年两年，虽然是繁荣的年份，但冶金工业的开工率却分别只达生产能力的83%和80%。
最后，还必须提到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另一种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贮藏这些资源，有的是存货过多的形式，有的是大公司特别的财务手段造成秘密的积累资金[10]，等等。在目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生产力大概可以使美国的五年收入增加20%，也就是使生产投资增加一倍，也就是使经济增涨率提高一倍，也就是同时使收入不多的家庭显著地增加消费。
2）消灭过度奢侈的支出。根据库兹涅茨的说法，申报收入最高的5%的美国纳税人（二百五十万人）于1948年占有国民收入的18%，即总额大约四百亿美元。（29）假定这等人漏税只达20%——这个假定低于专家们的估计（30）——那么实际收入是五百亿，即每户二万美元。而这一年美国纳税人的平均收入是四千二百美元。如果把超过平均支出三倍的算作多余的奢侈，那么就可以节约二百二十亿美元；如果平均收入四倍起算作浪费，也还可以节约八十亿美元。这些不过是中产阶级上层分子中也有的浪费性开支的大概估算而已。
这一数字所代表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奢侈和浪费的商品和服务。一个国家花在互相打赌、赌博和酒类上的钱，要比花在科学研究、医学、同癌症斗争和大学教育上的钱多，任何有理性人都不会同意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而英国和美国目前的情况，正好就是如此。
单是取消那些奢侈和浪费的开支，或者显然有害的开支，大概就可以使西方世界有益的公共消费，首先是教育、卫生、公共交通、维护自然资源，等等开支增加一倍。
3）消减分配费用。分配费用增长，一部分是技术上的原因，这是连社会主义社会都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也包括越来越大的一部分销售费用在内，这种销售费用，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指出的那样，是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质有联系的。分配网加紧合理化；取消一切无用的中间商；销售点的分布有利于消费者；大量减少广告；组织贮存不是根据为利润而生产和出售的偶然性，而是根据客观法则：所有这一切能使分配费用减少一半。在美国，目前分配费用几乎达到商品零售价格的50%。
4）合理组织工业。自由企业制度，即使是在充分开工的情况下，也必然要产生大量的浪费。姑且只就某些方面的浪费举例如下：专利权私有制和保守企业秘密使标准化和成批生产在好多部门里延缓了，工作母机部门尤其如此（见塞姆尔·梅尔曼教授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所作的研究）；有些革命性的技术革新，只要大垄断企业的设备还没有完全折旧完，就因为要考虑利润而不能很快采用（31）；专卖制度必然产生不合理的投资（32）；企业和企业之间互相不配合、不合作，其结果一定是技术进步分配不平衡，更现代化的机器已经创造出来了，而落后的工具却还在制造，甚至还在开始安装；企业或工业部门因遭到突然打击而衰落，这就必然会破坏资源或价值；投资是根据每个企业的个别利润率、而不是根据整个经济的总利润率进行的。
5）解放劳动者的创造力。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工人觉得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极复杂的生产过程中一个没有生气的零件而已。同是这个工人，如果在企业领导中直接或间接地负有一定的责任，就能发挥巨大的创造力和才智，而如果他从经验中知道：任何生产的增长，任何产品成本的降低，都会自动地提高他本人的和他所在的那个地区的生活水平。
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的生产技术，只有能够增加利润时，才会被人采用，而在计划经济下，只要能节约人力劳动（费用相等），就会被人采用的。
社会主义经济从这五项主要源泉中所能取得的额外资源是多得无法计算的。利用这些资源，大概可以产生一个越来越快的累进增长过程，使这些国家迅速接近主要消费品（易坏的、半耐用的、耐用的）十分丰富的阶段。
譬如说，把西欧经济的每年增长率从平均5%提高到平均10%，就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现在的生活水平。把美国的每年增长率从3%提到7%，就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使美国本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既然大量的基本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一切增长的资源就可以只用于那些为数日少的、还很不能满足的需要上去。于是，物资丰富和商品经济衰落的时期，很快就要来临了[11]。
不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
如果没有工业先进国家的大规模援助，要解决不发达国家过渡时期的问题这样一个任务，就会困难得多，就要做出痛苦的选择，象苏联1917年到1953年的历史所标明的那样。当然，鉴于正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第三世界”对工业化国家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又鉴于存在着工业发达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问题就不致于象过去那么严重。然而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问题，在总的范围内还是存在的。
关于不发达国家，常有人谈到“贫困的恶性循环”：不发达国家因为贫困而没有大量的投资资金；因为它们的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不能高于5－6%，所以它们将永远是不发达的（33）。许多作者，其中有保罗·巴兰，都证明这种论点是骗人的（34）。这种论点混淆了不发达国家里生产性的积累资金同巴兰所谓“可能的剩余”。实际上这就是社会剩余产品问题。与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相反，这些国家里的社会剩余产品，在全国总生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比起工业化国家来，不是低了，而是高了。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不是缺乏剩余产品，而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对这些剩余产品使用不当。
根据巴兰的说法，不发达国家里下列这些剩余产品，对于生产性积累（投资）资金来说，实际上是损失掉了：
1）大地主所搜括的农业剩余产品：大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的（住在蔚蓝色海岸[12]或散布在欧洲所有赌场里的埃及国王和伊朗贵族！），或者是贮藏起来的（印度有大量的黄金贮藏）。
2）农业剩余产品中被农村里的高利贷者和商人所搜括去的那一部分。这部分农业剩余产品一般都是用于购置地产（就是说它只能使地价和地租人为地上涨），用于扩充已经过多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用于贮藏，或用于奢侈性的消费。
3）社会剩余产品被外国公司输出的那一部分，在某些殖民地国家里，这个部分是相当大的[13]。
4）社会剩余产品中被流氓资产阶级及政府官僚所搜括（及变成非生产性消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行贿、犯罪及花天酒地。这一部分也会大到西方国家常常无法想象的田地[14]。
在好些不发达国家里，单是农业剩余产品就高达农业生产的30－35%，而农业生产又常常超过全国生产总值的50%；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想象不到的巨大的潜在力量。要是进行一次土地革命，并由国家把一部分农业剩余产品集中起来，就能解放这些潜在力量，用于加速工业化。博内说：有人估计，单是地租就占埃及国民收入的20%（35）。
上述一切只涉及一个接近过渡时期的、并提出社会积累任务的不发达国家里的全国生产量问题。但是，有实有的剩余产品之外，还有大量的潜在剩余产品，是许多不发达国家能够挖掘的：这就是农村中因就业不足而未加利用的劳动力[15]。
第一个有系统地提起大家注意问题的这一根本方面的人，是腊格纳尔·讷克斯教授。有些人口密度大的不发达国家里，大量农村居民一年内平均起来每周只劳动几天，确认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承认：如果这些农村居民经常每周劳动五天或六天，那么国家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产品或服务（36）。
当然，应该注意不要把问题简单化了。首先，这样增长的产品将以农产品的形式出现，在劳动工具不足、不能把这部分产品有效益地用于农村小工业的情况下，将尤其如此[16]。这些增长起来的农产品中，一大部分将由生产者自己消费掉；这正是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最可靠的办法。而且农民这样的增加消费，在生理上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农民现在只有一点点菲薄得可怜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劳动只能是速度很慢，并且效率不高。
此外，要动员千百万农民从事经常的劳动，改变他们自古以来的积习，必须有一支能够动员农民自愿进行这种努力的政治力量和（或）社会力量。凡是企图把这种动员变成一种强迫劳动制度，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是降低生产率，而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就象是一种浪费[17]。
末了，农业生产增长的可能性并不是无限的（可耕面积是有限的；劳动工具、肥料、等等，也是有限的；没有新的劳动工具，就不能提高技术，等等）。因此，如果现代工业还缺乏设备，不需要雇用农村劳动力，那么要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就必须动员其中一部分去做（公路、运河、铁路的）土方工程，建造房屋，甚至从事极简陋的工业生产。
在从事极简陋的工业生产的情况下，这种动员的自愿性质及其热情最难维持，正如中国公社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优先进行能够立即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工程，例如建造农民住房、学校、诊疗所、医院等等。几内亚，尤其是古巴，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积累了广泛的——常常是零碎的经验（39）。
规定农村劳动时间，作为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手段，需要在农业中进行一次社会革命。没有这样的一次革命，动员农民就一定会变成强迫劳动。此外，因为存在着地主阶级，地主就会把社会新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据为已有，并使之从潜在的生产性积累资金，变为他们自己的非生产性消费资金。只有在赤道非洲，这种土地革命才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那里也必须进行一次社会革命，把部落从酋长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些酋长是或多或少已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者。
最高积累率和最大增长率
现在我们要接触过渡时期的关键问题了：如何确定最大增长率。这个问题应当从它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来研究。而且研究一下就会证明：与一般人所假定的相反，这两方面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矛盾的。
许许多多作者反复说过，苏联迅速工业化时期，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苏联人民生活水平低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作者甚至把这一点普遍化了：一个国家，只有降低生活水平，才能较快地提高增长率（40）。我们已经好几次提到这类简单化的结论。这类结论总是来自于同一来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好，在正在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也好，对于全国产品（国民收入）的分配，有个错误的了解。
一般的意见是把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日常消费资金和积累资金。[18]只有减少消费资金，才能增加积累资金。而积累资金是能使将来的消费增加的。因此，过渡时期的生产者不得不在立即增加的消费和更快的经济增长（将来增加的消费）之间进行选择。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者的牺牲就越大。
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其原因有二。
首先，把日常收入分为两部分：生产者的消费及保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积累资金，这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两部分加起来确实等于日常收入的情况下，积累资金的增加才必然会引起生产者消费的降低。而事实上日常的产品是分为三部分的：生产者消费资金、生产性投资基金（生产性积累），以及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那部分社会剩余产品。减少第三部分，就能同时增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19]。
有些马克思主义作者，把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公式，机械地应用于一个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里的增长问题，这就走上了同样错误的道路。那会导致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含混不清。
譬如，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范围内，v只代表生产工人的工资，pl代表剩余价值（按照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但是，如果又要确定劳动者的实际消费，又要确定投资基金的实际规模，那么，把工资额（按照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从产品净值中减掉，并以之同余数相比，那是不够的。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劳动者的集体消费（医药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补贴或完全免费），这是生产性消费资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一切非生产性消费及非生产性投资的支出（行政、军队、特权阶层的消费、等等）。
要确定生产者的消费及投资基金各自所占的份额，必须按照下列方式分析产品毛值，才能得出真正的可以作为起点的公式：
a) 生产性固定资本的更新资金。
b) 生产性消费资金：生产者及其家庭（包括拿养老金的、生病的、等等）的工资待遇，加上提高生活水平的集体消费，加上重建生产者的住房。
c) 非生产性消费资金：非生产阶层的待遇及集体消费，加上不能提高生产者生活水平的社会集体消费（行政、军队、等等）。
d) 必要的最低储备资金（存货、等等）。
e) 可能的投资基金：产品毛值减去a+b+c+d后的余数。
苏联作者至今还不愿区别生产性消费资金和非生产性消费资金。所以阿拉赫维尔疆于1951年写道：
“构成消费资金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直接用于其个人消费的收入，是用于满足其社会需要的收入……消费资金也包括因国防及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开支的最主要的部分（44）。”
而博尔于1954年确认：
“消费资金应当满足：1）由个人收入负担的人民需要；2）军队成员的需要；3）非生产性部门因工作及维修而需要的物质开支（包括因房屋破旧而引起的开支，及非生产性设备的其他因素（45）。”
顺便说一下，这种理论出奇地离开了价值－劳动论，是抄袭边际效用派的观点。后面第十八章里，我们研究苏联关于报酬的理论时，将更仔细地来考察这个问题。军队对于苏联来说当然是不可缺少的，同样，医生的劳动从社会观点看，当然也是有益的。但是，无论军队也好，无论医生也好，都不生产价值……
此外，任何投资基金的增长都必然要减少生产者的消费资金这种论点，其所以错误，还因为把经济增长速度及生产者的消费看作是两个互不依赖的因素。实际上，一个国家越穷，其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越低，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依赖生产者消费的增加。降低生产者的生活水平，会引起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而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会部分地抵消掉生产资料总量增加的积极作用[20]。
我们可以概括地提出下列公式，在下列公式里，P表示年产值，K表示可用资本额，O表示劳动的平均效率：[21]
P1=C1+V1+pl=K1×O1
积聚在C里的pl，社会剩余产品中积聚在机器里的那一部分，等等，加上K1，就成了第二年可用的新资本：
K1+积聚在C里的pl=K1+△K=K2，K2可以提供的年产值是：
K2×O2=C2+V2+pl2=P2
但是,如果V2比V1小，那么O 2也比O1小。因而，K2×O2，虽然高于K1×O1，却低于K2×O1，就是说，因生产性投资增加而得的利益，部分地被劳动者生产率的降低抵消掉了。
从而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K有一个理想的定额，Ki，这个Ki高于K1，却低于K2。由于劳动者因生活水平提高而提高生产积极性，有了这个Ki，就能达到最高年产值，Pm。
Ki×Oi=Pm，因为Oi是既高于O2，也高于O1。
而要能得出Oi，必须首先假定工资水平Vi高于V1。因此，理想的分配P1的办法是要能够增加K1，而同时提高V1，因为提高V1，才能得出Oi。
假设一个国家有一千亿固定资本，每年能收入三百五十亿，其中二百五十亿是生产者消费的。如果为了把资本从一千亿提高到一千五百亿，而把每年的生产性投资从五十亿提高到一百亿，采取的办法是，譬如说，在五年内把生产者的消费从二百五十亿降低到二百亿，那么，五年后，一千五百亿资本所能提供的收入，大概不会是五百亿，而是四百五十亿。由于劳动效率比预计的有了相对的降低，所以投资的“收益”也比预计的少。
现在我们可以把论点的两个部分进行综合了。生产者实际消费的降低（或过分长期的停滞）对经济增长速度起双重的消极作用。一方面会引起新机械相对地利用不足，会引起平均劳动生产率比预计的要低得多。另一方面即使不致于发生罢工、破坏等，也会产生纪律松弛、及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等现象。生产者因他们生活水平太低而进行这类反抗，经济领导人为了部分地减轻这类反抗的后果而不得不增加直接的约束（警察）或间接的约束（各式各样的监工、会计），生产者是只得服从这些约束的。但是增加这类约束，就必然要把一部分资源和人力，从生产性的目的转用到非生产性的目的上去，变成非生产性的消费资金。降低生产者生活水平的过高积累率，由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降低，由于社会剩余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目的而浪费掉了，因而这种过高积累的结果是使增长率反而低于最高可能。最高积累率永远不会是最合宜的积累率，就是说永远不会使经济能最快地增长。
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实践、继续不断摸索以及广泛的民主讨论，才能确定最合宜的积累率，即考虑到上述一切因素，能使经济最快地增长的积累率。事实上劳动者对于其生活水平上各种变化的反应，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这种反应是非常不同的，既要看历史的因素（过去的和现在的生活水平），也要看心理的因素（群众是满怀希望，还是失望），政治的因素（群众对于国家领导的相对的信心）及社会的因素（群众参预经济和企业领导的实际程度）。甚至在同一个国家里，各个时期的反应也会因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验，显著地证明了这种论点。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曾经预计要把工资劳动力从一千一百三十万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八十万或一千五百八十万人。而事实上，为了达到1932年的成绩，不得不增加到二千二百九十万人，即等于原来的就业人数的两倍以上（50）。哪怕就是这样，大部分工业部门还没有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51），而且单是在工业部门中雇用的人数就超过了计划规定数50%（雇用六百三十万人，计划规定是四百一十万人）。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劳动生产率比预计劳动生产率低35%以上，P2还不到P1的65%[22]。
评“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发展规律”
有一种理论说：“生产资料部门应当比消费资料部门发展得更快”，以便保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粗劣的混淆之上的。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只能说：第一部类中积累起来的绝对金额应当高于第二部类中积累起来的绝对金额，以便保证扩大再生产，但不能说，：第一部类里的积累率应当比第二部类高。
莫里斯·多布力图从数学上来为苏联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辩护，但是他只能证明：如果第一部类的增长率不比第二部类的高，第二部类的增长率就不能长期提高（54）。然而，这种增长率在将来的提高，对于目前太低的增长率来说，既非必要，又非一种安慰。两个部类，按实际上相等的增长率，和协地同时增长，既是可能的，而且从经济上来说，也常常是人们所希望的。
查理·贝特兰，继有些作者之后，证明说：投资总额中第一部类所占的份额越大，那么国民收入将来的增长会比现在的增长更快（55）。还可以倒过来讲：资金越是只投入第一部类，投资对象越是长期规划的部门，那么国民收入当前的增长率就越慢。停滞三十年，希望以后可以免费刮胡子，这当然不能成为我们的理想。奇怪的是：这儿贝特兰忘掉了他在那本书的开头所说的话：
“只有政府的行动确实也是朝这方面发展的，只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的社会力量大力支持政府的这种行动，才有可能不顾那些反对变化的势力，而按照希望的速度发生这些变化。另一方面，只有那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的人一开始就看到实施的经济政策确实是对他们有利的，才肯以必要强大的力量去支持政府的行动……（56）。”
保罗·巴兰认为，积累率、消费水平和“人民的劳动能力及劳动意愿”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57）。但是他完全漠视另一问题，即剩余产品中一部分是非生产性消费（或积累）的，而且他对苏联所发生的情况作了错误的解释，他断言：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消费资料的生产有了足够的增长（58）。苏联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自己，反驳了这种对事实过分乐观的解释，而证实了我们的上述分析。
几年来，苏联作者甚至还断言：“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比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优先发展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59）[23]。
这种观点包含有好几点荒谬的推论，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及公式），推广到过渡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更荒谬的是把它推广到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首先让我们提醒一下：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不是反映产品量之间的关系，而是反映价值之间的关系[24]。资本主义社会里，第二部类比第一部类增长得慢这种情况，首先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适应的。分配新生产出来的价值，有这样一种趋势：可变资本（工资）所占的份额要比分配前一周期的社会产品时更低。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唯一条件是减少“工资支出”，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平行的，是和第二部类增长得比第一部类慢相平行的。
但是完全可以设想，计划经济在生产者消费增长率等于整个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发展（就是说不提高投资率）。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是完全有保证的，譬如象下列再生产公式所指出的就是那样：
第一周期
第一部类：4000c+2000v+2000pl=8000
12800
第二部类：2400c+1200v+1200pl=4800
第二周期
第一部类：5000c+2500v+2500pl=10000
16000
第二部类：3000c+1500v+1500pl=6000
第三周期
第一部类：6250c+3125v+3125pl=12500
20000
第二部类：3750c+1875v+1875pl=7500
第四周期
第一部类：7812.5c+3906.25v+3906.25pl=15625
25000等等
第二部类：4687.5c+2343.75v+2343.75pl=9375
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也可以设想两年或三年为一个周期，更象真的一样——社会总生产、每个部类的生产、生产者的收入和消费，都按同样的比例增长，即25%。同时，扩大再生产也有了保证，因为从绝对价值来说，第一部类的（价值）量比第二部类的（价值）量增长得多。从第一周期到第四周期，第一部类的生产增长了七千六百二十五；第二部类的生产只增长了四千五百七十五。两个部类的增长率是相同的，可供社会使用的劳动工具和设备有了绝对的增长，以便保证社会生产能够不断增长。
克隆罗德及其他苏联作者反对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生产率便不会再提高[25]。但是在社会化和计划化的经济制度下，“资本有机构成”（这个词当然是不合适的！）的提高，就是说工资在社会产值中所占份额降低，决不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由于第一部类有了绝对增长，生产社会产值的必要劳动时数就相对、或甚至绝对地下降，从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所提高。如果在我们举例的连续周期中，劳动时数按下表情况变化，那么社会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是能真正实现的：
第一周期：1280亿小时劳动生产12800
第二周期：1400亿小时劳动生产16000
第三周期：1500亿小劳动生产20000
第四周期：1600亿小时劳动生产25000
这就必须把劳动生产率连续提高13.5%、18%和17.2%。
一个周期一个周期，产量比产值增加得快，单是这一事实也能表现出社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把第一部类的生产假定为生产钢铁，第二部类为生产纺织品，那么，如果产量是按下表情况变化的，生产率就有所提高：
第一周期：第一部类8000+第二部类4800=400万吨钢+10万吨纺织品，
第二周期：第一部类10000+第二部类6000=550万吨钢+13万吨纺织品，
第三周期：第一部类12500+第二部类7500=750万吨钢+17万吨纺织品，
第四周期：第一部类15625+第二部类9375=950万吨钢+22万吨纺织品，
等等。
应当永远记住：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关系到劳动时间所提供的产品量，而不一定关系到不同“有机构成”的价值[26]。
当然，上述一切都是假定开始时生产资料是按一定的比例配置在两个部类间的，假定资本额和日常生产之间也有一定的比例，等等。如果开始时这些比例不能令人满意，那么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发展更快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而不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27]。
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使命
前面我们从经济的观点研究了最合宜的积累率问题，现在我们应当从社会的观点来研究它了。不发达国家积累资金的任何增长，只能是生产者消费绝对降低的结果，这种断言是错误的；但是，积累资金的任何增长都表示劳动者日常消费的相对牺牲，这倒是正确的。用于制造机器的资源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消费资料的。背着劳动者和广大人民而作出投资的决定，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投资率和劳动人民自己的实际消费量都完全不是按照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的意志去确定的，而劳动人民的实际消费量在很大程度上视投资率而定。与新经典派经济学家所论断的相反，投资固然是牺牲消费的，但蒙受牺牲的不是资本家，而是生产者。这种牺牲是由市场经济这套办法和资本主义“赌规”所强加给生产者的。
在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下，由中央机构（多布说：“中央政府的某一机构”（64））武断地确定投资率，从而也就确定了群众的实际消费量。这又是强迫群众牺牲，既没有征求受害者的意见，也没有取得他们的事先同意。这样的管理制度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而且所能取得的经济结果会低于比较民主的管理办法。根据这种管理制度，只有中央（政治、经济、军事）机关才有权支配社会剩余产品。从而使中央机关有权控制和统治全社会。目前苏联共产党用非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称之为“过分的个人崇拜”的，不过是官僚主义对经济和对整个社会实行这种专权的最终结果而已。
而且，物资还显然缺乏的情况下，把社会剩余产品那样的集中在中央机关手里，就一定会造成中央机关成员享受重要的特权，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如何分配剩余价值的问题，对于确定经济增长率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谁决定如何分配，谁就处于享受特权的消费者的地位，不论他作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一样。这种享受特权的消费者的地位是直接由作决定的人在经济中所占的战略地位而来的（6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把可能用于日常消费的一部分资源转用于发展生产力这样一类决定，必须由有关群众自己来做。与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计划制度相反，这种牺牲就因此成为自愿的牺牲。
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样会使经济增长率低于最合宜的增长率——虽然不完全一定会如此[28]。即使这样，所犯的错误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以后就不会重犯。象苏联从1928年到1953年在农业方面所犯的那种显著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只有在既无公开讨论，又缺乏诚恳批评的官僚主义计划制度下，才能延续二十五年，而得不到纠正。因此，经验已经给我们解决了问题。从中期和长期来看，社会主义民主比官僚主义计划来，能使经济增长不仅更协调，而且更快。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过渡时期的必要性恰恰是从下列事实产生的：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社会上还相对地缺乏消费物资。因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消费资料的分配主要是以交换的形式进行的，就是说通过买卖的形式[29]。消费资料仍然是商品。除了社会福利而外，劳动力的报酬主要还是钱。经济中还存在着货币这一广阔的部门。
某些作者把苏联还有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看作苏联官僚主义化的主要根源。潘柯克和波尔迪加的意见主要就是这样，[30]他们竭力主张生产手段一旦社会化就取消货币（68）。这种观点把因果关系混淆了。这种极端的观点同布哈林的观点（69）非常接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布哈林那里来的。
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残余是消费资料相对缺乏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国家和经济之所以走样或堕入官僚主义，归根结底说来，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取消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于只取消了气压表，却没有取消冻冰。代替货币的“券”或“劳动分”只不过是配给券而已。尽管有法律禁止，这些“劳动分”很快就会象配给券一样在市场上流通的。
消费者的爱好和需要是不同的。某人宁愿放弃配给给他的牛奶，而多要一份烟草。一个母亲会放弃配给给她的肉，换两分牛奶给她的孩子。因物资缺乏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投机买卖将助长“劳动分”的流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大陆一样，很快就会出现“香烟本位”或“面包本位”。代替该死的“金本位”或该死的“货币”——要不然就是比较富裕社会里的“电灯泡本位”。由于“劳动分”使用起来不及钞票方便，不够灵活，手续比较复杂，中等市民将要比使用气压表时期更受苦。他们将更容易受黑市商人盘剥。
现在一般人都同意让消费资料市场存在，作为过渡时期中弊害较轻的一种办法。[31]但是，有了这种市场，对生产资料有何影响呢？价格如何确定呢？经济计划如何同商品生产、同市场经济相协调呢？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答案。第一种答案只限于理论范围，第二种答案二十五年间在实践上是胜利了。第一种答案是泰勒、奥斯卡尔·兰格、霍尔、勒讷、迪金逊等教授的答案，在兰格的著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中阐述得最清楚，1956年波兰布鲁斯教授又加以补充了（71）。第二个答案，那就是斯大林时代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践，及指导（或为之辩解的）这种实践的理论。
泰勒，及继泰勒之后的兰格和上述其他作者，都是从“极端”反对社会主义出发的，他们的反对意见是由边际效用学派的新经典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根据这一派的意见，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社会主义使任何预测市场情况的经济计算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早在本世纪初，象帕累托和巴罗纳等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种论点是骗人的（72）。那时候边际效用派就小心翼翼地退到第二道防线：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算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同时解决“成百万个方程式”[32]。
泰勒和兰格答复这种反对意见说：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对价格性质混淆不清而来的。他们说：确实，市场上的价格是由千千万万消费者和生产者独立“决定”的。但实际上，每个消费者和生产者每时每刻的行为，都仿佛价格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只有少数场合，例如交易所里，随时随地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就是兰格所谓的价格的参数性质（73）。价格最终之所以变动，那只是原价所引起的许多反应的最后结果而已。
泰勒和兰格继续说：计划机关不妨也完全这样做。计划机关也可以从已经形成的价格出发。企业领导人和消费者可以把已经形成的价格作为不可改变的现实。如果已经形成的价格不“符合现实”（泰勒和兰格说是不符合“边际价值”，我们说是不符合“生产价格”），那么就会发生物质不足或生产过剩现象。就会推动那些价格超过“边际价格”的产品增加生产，那些价格低于成本的产品减少生产；第一种情况是跌价，第二种情况是涨价（74）。经过几度调整，价格就能平衡，正好象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情形一样。[33]
似乎有点像竞争的这种解决办法是聪明的、协调的，但有许多重大的缺点。
由于生产方法是在改变的，由于消费者的要求及“平衡价格”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经常的、陆续的调整工作总是落在后面，这就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如果非耐用品的价格定得太高，那么价格还没有调整，这些商品就已坏了。如果原料价格定得太低，在制造某些产品时就会有浪费，等到发现错误，要挽救已经来不及了。
事实上，这样一种完全跟着市场走的价格制度，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缺点。在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凡是需要很多机器的投资计划都将基本上不能通过，而采用需要很多劳动力、但很少机器的计划，因为机器“太贵了”。经济增长率将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而同苏联及其他经济社会化的国家比起来则相差较大。
而且，企业在决定投资的时候，在计算日常开工的生产能力的时候，也同样有情况了解得不够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同资本主义企业主作出决定时同样的那种顾此失彼的举动（75）。
计划化就是要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选择何者有优先权。确定“平衡价格 ”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实现某些优先目标——这种优先目标不是武断地选出来的，而是大部分劳动者所同意的——能使放弃某些“平衡价格”或某些市场手段成为必要。一个大国家的某一不发达地区里存在有大批失业者这一事实可以看作一种社会性的浪费，这是比之以“低于”或“高于”实际价格“出售”某些产品更为苦恼的事情。也许“市场手段”（减低利率、津贴、等等）还不足以把企业吸引到这个区域里来。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规定企业的地区分布，或者由中央来决定投资额，并对因此而进行的工程给以补贴。如果企业在投资问题上没有独立决定的权力，就没有真正的生产资料市场。而没有这样的“市场”，就不会“自发”形成生产资料的价格。事实上，带有强制性的计划和大型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极端地约束了企业在投资总额和投资方向问题上的独立决定权。
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优越性，恰好在于计划经济用集体投资的最高总效率去代替每一企业的最高收益率（76）。前者虽然能比后者使经济增长更快，但并不一定是其中每一个收益率都必然高出一等，而可能是某些企业界的收益率是比较低的，甚至有亏本的。
泰勒和兰格的论证中仍然有效的，是计划机关必须根据我们的作者们所建议的一般方法，经常地制订实际成本表（平均成本及按企业的成本）。但是，生产资料的日常价格表（对企业来说，这是指定的，对消费者来说，消费资料的价格也是由此而定的）中，某些产品的价格允许暂时同成本表有差距，如果为了达到计划的某些指标，这些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话。
如果泰勒和兰格在这个问题上失之过于“理论化”，那末斯大林时代苏联价格的实践一定失之于相反的方面，即粗鲁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使整个价格制度含混不清，直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起初，苏联当局规定“实际价格”，并根据不同产品，或则加上“营业税”，或则减去“补贴”。营业税在财政上提供积累资金，但有损于消费者；补贴鼓励采用需要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方法。
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农业上的动荡、价格上连续地作出主观的改变，连中央机关本身也控制不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领导价格”和实际成本之间的比例。这便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尤其在农业、动力及原料方面，几乎无法计算有些投资计划的相对收益率。这使苏联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34]。
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合理关系应当处在这两种极端的中间。计划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而决不能消极地在市场面前屈服。如果可能的话，计划应当用刺激的办法去领导市场；必要时，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劳动人民自由确定的优先指标而必须那样做的时候，也可以用命令的办法去管制市场。
有些理论家认为，刺激的办法给消费者和企业以一种自由选择的幻觉，无论如何总要比命令的办法更可取。这种论点的心理上的价值，有时候是值得怀疑的。消费者碰到某一产品突然涨价100%，或者又要重新实行配给时，他们的反应难道真的有什么两样吗？而且，这种论点也意味着不顾效率和社会利益，而这是不能充许的。每当使用刺激的办法会拖延解决重大的经济困难或社会困难，并因而使群众福利受到损失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命令的办法。当然，命令的办法在分配劳动力和家庭消费方面的效力，是很值得怀疑的。在这一方面，滥用命令的方法会使计划制订者接近“动员人民”和强迫劳动的边缘，而这种办法是同社会主义民主和大部分劳动者同意的基础上实行计划化不相称的。
计划化的方法
过渡阶段首先是有计划增长的阶段。现在我们应当确定计划化的方法，以及因这种增长而引起的一般经济问题。
计划化就是如何协调经济活动，以便达到某些主要目标。社会主义计划化的目的是提高社会化了的生产力，以便逐步地保证公民有丰富的物资和服务，从而保证公民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而长远的目的是消灭市场经济、消灭阶级、消灭社会不平等、消灭国家、消灭劳动分工。计划化在各个方面都是会有问题的：整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工业部门（及消费部门）方面的问题，企业和家庭的问题。
计划化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分配现有资源，以便确保预计的增长率，而达到主要目标。可以作为内在（客观）变数的，或则是就业程度，或则生产量，或则消费量，或则预计的生产增长，或则这些因素中的几个因素。
在有失业或长期就业不足的经济中，可以根据作为实际情况的生产率平均提高量来计算必要的生产增长率。如果生产率每年提高3%，如果积极人口增加1%，如果积极人口中有20%失业或就业不足（需要减掉的），如果要在十年内达到目标，那么，年产量的增长至少应当是6%×（3+1+20/10），从而就业程度每年也将增加3%。而且，可以把充分就业这一目标同家庭（生产者）消费的一定增长结合起来：例如在十年内把消费增加一倍。假定为了使收入增加一个计算单位，就需要用三个净计算单位进行生产性投资。如果国民收入增长率是6%，那么，投资率就得是18%[35]。假定非生产性消费占日常收入10%，不能再压缩了，再假定家庭（生产者）的消费在计划实行时占国民收入的75%。那么，就应当把家庭消费的基本指数从七十五提高到一百五十。
然而，要是年增长率是6%，十年后，国民收入就将是一百八十。如果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100-10-18）的72%，那么其指数也只是一百三十，而不是一百五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要同时达到上述充分就业的目标及使家庭消费增加一倍的目标，就必须有更高的年增长率，即7%。用年增长率7%的办法，使家庭消费十年后增长一倍，就不能把投资率提得比18%更高，如果非生产性消费占日常收入10%的话。诚然，年增长率7%能使收入在十年后达到二百零七点五这样的指数，这就意味着如果家庭消费占收入的72%，其指数就是一百五十。
因此，为了达到目的，或则把年就业程度增加7%，而不是3%（如果现有资本也能使生产按比例增长的话），或则提高生产率4%，而不是3%（如果由于投资量的增长从指数十五于五年后提高到二十五点三，十年后提高到三十七点三，而不是象原来计划的那样分别是二十四点一和三十二点二，因而技术进步能使生产率提高4%的话）或则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第二种办法比较可取，因为第一种办法必须使每一就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得比预计的慢，也因为如果没有潜在的后备力量（移民、非生产性职业、无职业的家庭妇女、等等）这种办法有产生劳动力缺乏的危险。
这些计算涉及大宗的年产量和年收入：家庭消费、公共消费、投资率和投资量、就业、积极人口、平均生产率的增长、投资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资本和日常收入之间的关系、净投资和毛投资之间的关系[36]，等等。这些计算，作为基本计算，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经计算，就会立即发现有待克服的困难（在我们选择的例子里是：达到生产率每年提高多少的目标）。根据这些计算，确定劳动群众应当同意的相对牺牲的规模。因此，这些计算应当成为公开的、有批判的、互相交锋的预交讨论的内容，以便人民自觉地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方案，以便人民的牺牲确实是自觉自愿的。
但是，这样确定下来的大框框现在应当在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包含有整个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者开支增长率的主要目标一经确定，就可以把两类增长率应用于各类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工业部门都要有同等的增长率。
十九世纪时，普鲁士统计学家恩格尔在研究比利时工人家庭预算的变化情况时，曾发现消费者的开支是符合某些统计规律的。收入越增加，食物开支所占的比例相对地越是减少。在食物开支中，所谓“粗粮”或基本口粮（面包或其他基本粮食、土豆、肉类及猪油、等等）比所谓“高级品”（畜产品、水果、糖、牛肉及小牛肉、等等）减少了。下列三种情况证明这条规律是有效的：不同社会阶级在同一个时期里消费开支的成分是有差别的；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里这种消费开支的成分也是有差别的；在同一个时期里，处于不同的相对富裕水平的各个国家里，这种消费成分也是有差别的[37]。
因此，1956年，食物开支在消费者总开支中所占的百分比（按日常价格计算）是：
美国
26%
奥地利
37%
丹麦
28%
荷兰
37%
比利时
30%
爱尔兰
38%
瑞典
31%
芬兰
38%
挪威
32%
意大利
46%
西德
32%
葡萄牙
50%
英国
33%
南斯拉夫
50%
法国
37%
希腊
58%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