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资本主义的矛盾

奴隶主给奴隶一点吃的，换取奴隶们劳动的全部产品。农奴被迫以徭役的形式向封建主提供无偿劳动，封建主就取得无偿劳动的产品。资本家用低于工人所产生的新价值的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总是有产阶级取得社会剩余产品，取得生产者剩余劳动的产品。

织布师傅安东尼·惹利同尼古拉斯·科尔内利斯于1634年在列日所订的合同公然规定：科尔内利斯得“他劳动生产的一半，另一半归师傅所得。”[1]

工人在老板的工厂里用劳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劳动到某一时间，他创造了恰好相等于他所得工资的新价值。如果他在这时候停止劳动，他就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但老板不愿意这样。他要经营的不是善举，而是买卖。他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保证工人生活。他购买劳动力和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2）。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正在于它能创造剩余价值，它在生产工资等值的必要劳动以外，还能提供剩余劳动。要老板雇用他，工人必须在比生产工资等值所需时间更长的时间内从事劳动。这样，他创造这了新的价值，却并不因此而多得任何工资。他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之间的差别。

资本家的目的是积累资本，是使剩余价值资本化。货币流通的性质本身就含有这种目的。工业资本比高利贷资本和商品资本还要贪婪得多地追求资本积累。它生产是为了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在这种市场上，买卖双方是互不相识的，竞争规律占着统治的地位。市场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向可能的买主提供产品。在竞争制度下，每一工厂主都想夺取尽可能广泛的市场。但要能成功，必须降低价格。只有一个办法能降低售价而不危及利润：降低成本，降低商品价值，缩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商品。

十九世纪德国一家水泥厂的年度报告中自豪地说：“去年尽管由于竞争而大大削低了水泥价格，但我们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就扩建了工厂，使经营水泥的利润达到预期的水平。这一经验更使我们决心以增加我们的生产量来弥补可以想见的不断跌价。”

为了增加生产，就得发展工具，使生产过程合理化，改善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这一切都要求增加资本。但是归根结底，只有增加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才能增加资本。在竞争的鞭策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生产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无限制地增加生产，在于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而不断地积累资本。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古代有产阶级追求使用价值和奢侈品不一样。只有有限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非生产性地消耗于资本家的生活享用。资本家追求的是需要加以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是积累资本：

“这是一种贪婪的、一切为了价值的制度，这种制度所崇拜的生活是掠夺为了积聚、而积聚又为了更好地掠夺（3）。”

这种追求没有什么不合理和神秘之处。古代有产阶级占有的社会剩余价值，其主要形式是使用价值；只要以这种特殊的剥削形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存在一天，有产阶级就可以掠夺一天。只有自然灾害、战争及社会革命才能殃及有产阶级。为此，他们大量储备财富以防天灾。资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主要形式——高利贷资本和商品资本，——其特点也是寻求稳定和安全。中世纪资产阶级购置产业时，要求不管货币和价格如何涨跌，保证收入始终稳定，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4）。在历史上，货币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是守财奴，他们萦绕脑际的也同样是这个安全问题。他们害怕的，不是资本的利润率，而是资本的存在。

真正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者则不然。他们是在一个买卖双方各不相识的、不知是否成交的、也没有任何规定的市场上经营买卖，因此危险和不稳定笼罩着他们的企业。今天成功了，明天可能失败，这还不仅是由于竞争的原因，而是由于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生产本身。[2]这样的生产使资本主义企业具有不稳定的性质，并迫使资本家在经常威胁其整个企业的危险面前，不得不在个别的买卖中，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地主、小商品生产者、地产购买者，由于他们收入可靠，认为这就有了足够的理由把他们的事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反之，资本主义利润的不稳定性使不断地扩展营业成为必要的了。而扩展营业回过头来依赖于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和取得利润。资本家及其中世纪祖先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乔治·爱斯比那曾杰出地描绘这种形象如下：

“付最少的工资，取得最大的利润；尽可能提高生产者的效率，尽可能少付他们工资，甚至还要尽可能的欺骗他们；由于只有资本家才能给小生产者以劳动，由于小生产者只能为资本家生产，因此，资本家就用这种办法把他们所能攫取的一切钱财都不择手段地吮吸到自己的口袋里，而本来这些钱财是应该归小生产者所有的。显然，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主不断努力的目标，最大限度地有利于自己，极端的不利于他所雇用的人，正如一个蜘蛛居于蛛网中心一样。为了执行这种‘血汗’制度，可以不择手段，不问场合；善于利用一切；弄虚作假，撕毁合同，克扣工资；所谓买卖，那就是掏别人的腰包（6）。”

延长劳动日

追求剩余价值，就是在生产相等于生活资料价值的劳动之外，追求剩余劳动，追求不付工资的劳动。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劳动，首先资本家能尽量延长劳动日而不增加工资。假定一个工人在五小时内生产相等于工资的价值，那么，延长劳动日到十至十二小时而不增加工资，每天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五至七小时，即达40%。这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叫做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在以占有使用价值为生产的基本目标的任何社会里，无论对生产者和剥削者来说，不断地延长劳动日似乎毫无道理。需要和市场的局限性也使生产限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古代奴隶制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还在族长奴隶制的时候，奴隶的处境是相当可以过得去的，实质上和家族庄园里穷亲戚的处境相差无几。直到古代奴隶制成为为市场而生产的基础时，野蛮虐待奴隶，才普遍化了（7）。

中世纪时，公社的规章曾严格限制手工业者的劳动时间。除了禁止夜间劳动外，一般都规定宗教节日和每年一定时间内停止劳动。爱斯比那根据对阿尔土瓦小城市吉讷的城市法的研究，估计中世纪时每年劳动二百四十天（8）。十六世纪时，巴伐利亚采矿业每年有九十九到一百九十天假日（9）。许埃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许多假日计算在内，那么，采矿业每周平均劳动时间在十五世纪时是三十六小时（10）。

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一出现，就力求延长劳动日。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有一条法令禁止太短的劳动日。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文献里，充满对工人“闲散”的怨言，“如果工人能在四天内挣得一星期的口粮，其他三天他们就不去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大思想家都参加了这种埋怨的浪潮：斯宾诺萨的朋友——荷兰人让·德·维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埋怨“惰民”的科耳贝特，等等。松巴特引据当时这类的文献，写了满满七页（11）。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过重洋，进入新大陆的时候，起初也自然遭到劳动者的同样抵抗，他们反对延长劳动日。十七、十八世纪时，北美洲那些道德高尚、循规蹈矩的殖民者们的报纸上，吵吵嚷嚷地抱怨 “工资太高……不合道理，违反正义”。《纽约周报》（New York Weekly）装糊涂说：“穷光蛋变成富翁了”。1769年，《马利兰报》（Maryland Gazette）抱怨说：“工人一天的工资可以大吃大喝三天（12）。”

“十七、十八世纪攻击英国工人奢侈、骄傲、懒惰，事实上和现在对非洲土著居民的攻击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13）。”

阿尔弗雷德·博内曾指出，西方观察家看到穷苦的阿拉伯人宁可当牧人一年挣一镑而不愿当工厂无产者每月挣六镑时，所表现出来的惊奇（14）。奥特雷·理查在罗得西亚的黑人中也看到有同样的情况：

“要求那些习惯于在部落里每天劳动三到四小时的人，在大种植场或大工业企业里，在白人的监督下，劳动八到十小时（15）。”

但是，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大动荡，产生了离乡背井、没有工作的大量劳动力。只要利用这支劳动力就可对工资施加压力，把工资压到低于最低生活费。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在“反对惰民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正常的劳动日是十三到十四小时（16）。英国棉纺厂里，每周劳动时间在1747年是七十五到八十小时，1797年是七十二小时，1804年是七十四到八十小时（17）。由于工资已压得如此之低，以致一天失业，就得挨一天饿，所以拿破仑似乎还比他的大臣波尔塔利斯慷慨一些，因为他拒绝了波尔塔利斯关于禁止星期天劳动的建议。“既然百姓天天要吃东西，就应允许（！）他们天天劳动（18）。”

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

但是，绝对剩余价值不能无限地增加。其自然的限度，首先是劳动者的体力限制。剥削劳动力是有利于资本的，但破坏劳动力则是不利的，因为劳动力是潜在剩余劳动的经常的源泉。超出一定的体力限度，工人的生产率很快就会跌到零。

另一方面，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反抗。十九世纪中叶，就制定了第一个关于劳动日的规章，限定了最长的劳动时间。劳动日合法限度最初规定为十二小时，以后是十小时，最后到二十世纪是八小时，而许多国家规定为每周四十小时，虽然资产阶级每次都大喊大叫地说要破产了。[3]

于是资本家愈来愈转向另一种方式来增加剩余价值。与其延长劳动日，他们力求缩短生产工人工资等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假设一天劳动十小时，其中四小时必须用于生产工资等值。那末只要能把必要劳动时间从四小时缩短到两小时，剩余劳动就从六小时提高到八小时，这样获得的结果，和把劳动日从十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所获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叫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依靠采用新机器、采用更合理的劳动方法、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更完善的劳动组织，等等。[4]工业资本主义比过去所有的全部生产方式还要更激烈地改变了经济生活。下列数字清楚地说明了日用品价格下跌的情况：

美国大量采用机器比英国稍晚了一些。下列关于稍晚一些美国情况的表格，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手工劳动		机器操作
100双男鞋	1859	86.2	1895	9.2
100双女鞋	1859	61.5	1895	4.8
100打领子	1855	81.0	1895	11.5
12打衬衫	1853	86.3	1894	11.3
100打装玉米的盒子	1865	6.5	1894	2.7
25000斤肥皂	1839	25.9	1897	1.3
12张桌子	1860	33.8	1894	5.0
50扇门	1857	83.1	1895	30.6
100000信封	1855	26.1	1896	1.9
运输100吨煤	1859	7.2	1896	0.6

资本家用大大降低一切生活必需品价值的办法，来缩短一个劳动日里工人用于生产工资等值的那部分时间。再加上用便宜的东西代替较贵的东西，作为工人阶级的消费品——主要是用土豆代替面包——以及工人的饮食、住处和衣着普遍地越来越坏，这些都是对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有利的。

提高劳动强度也能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归根结底，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人不得不在十小时劳动中耗费过去在十三或十四小时劳动中所耗费的精力。有各种不同的办法来提高劳动强度：加速劳动节奏、加速机器运转、增加看管机器的台数（例如纺织工场里看管织布机的台数），等等。

劳动强度提高大大地为资本家增加相对剩余价值，那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近阶段的事。最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组织科学化”（泰勒制和伯多制[systèmes Taylor et Bedeaux ]计件劳动和计效率劳动；测时，等）。乔治·弗里德曼动人地描绘了法国两家汽车厂——里昂的贝利埃汽车厂和巴黎的雪铁龙汽车厂，所使用的方法：

“尽管贝利埃汽车厂有漂亮的厂房，为什么它被看作为囚徒的劳役场呢？因为该厂粗暴地实行泰勒式的合理化制度。把一个示范者、一个‘把式’所花的时间，当作标准，强加给广大操作工。正是这位‘把式’，手拿时计，规定每个操作工的生产‘定额’。他在每人身边似乎公正地计算着制造一个部件的必要时间。事实上，如果他认为工人的动作不够快，或不够正确，他就做一次示范，从而规定基本工资所要求达到的定额……除了这种技术上的监督之外，还有戴鸭舌帽的保卫人员在劳动纪律上进行监督。这些保卫人员老是在工厂里转来转去，他们竟至推开厕所的门，看看那些蹲着的人是不是正在抽烟，甚至在毫无火警危险的车间里也这样做。

“在雪铁龙汽车厂里，办法更隐蔽一些。生产组之间是互相竞争的，他们争夺吊车、钻机、汽磨和小工具。但是穿着白罩衣的工长们，为了保持劳动速度，却变得执着、恳切而又诚挚。好像节约时间就是为他们个人效劳似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在那里不断地监视着生产组长，组长又监视着你。动作达到闻所未闻的速度，好像某些影片中的快镜头一样（21）。”

凡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工人全部劳动时间，其中每一分钟、每一动作都是由资本家如饥若渴地加以利用，这难道不是最清楚地说明了下列这一点吗？所谓利润，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不过是工人的无偿剩余劳动而已。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支付工人工资，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以每十分钟（！）实际劳动计算的（22）。这一事实又证实了资本家如何渴求剩余劳动。

丹尼耳·倍尔很好地概括了工业资本主义所引起的时间概念的彻底革命：

“两种时间概念曾经是主导的：作为空间函数的时间和作为时限的时间。作为空间函数的时间是随地球运动而来的：一年，就是环绕太阳一圈；一天，就是地球自转一圈。时钟本身是圆的；钟上一小时的表达方式是一根直线在空间转了三百六十度。但是，正如哲学家、小说家——以及普通人——所知道的那样，时间本身是天真无邪的。各种不同的时间观的心理状态可以概括如下：有无聊的时刻，有活跃的时刻；有忧郁的时刻，有幸福的时刻；有的时间过得慢的叫人苦恼，有的时间过得快的叫人苦恼；有人们追怀的时间，也有人们预支的时间；——总之，时间的职能不是衡量空间，而是标志一个人的经历。”

实用的合理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较婉转的说法）对于作为时限的时间是不予理会的。对合理主义和对现代工业生活来说，时间和劳动只是“节拍器似的”有规律的节奏——像时钟那样有规律的节奏相联系着的。在现代工厂里，对生产劳动的刺激及其反应，劳动的节奏，都来自因使用机器而强使人产生的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感觉；现代工厂根本上就是为这种气氛所笼罩着的地方。

从而，赫胥黎作出如下的断定，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每个高效率的办公室，每座现代化的工厂，都是模范监狱，在这种监狱里，工人们受尽折磨，因为他们意识到自身也陷入到机械组织内了（23）”（黑体字是本书作者标出的）

乔·弗里德曼在他所著的《劳动的分裂》一书中，举一家英国工厂为例。在这家工厂里，许许多多工序缩短到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25）。[5]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里佛鲁日工厂里，流水作业带留给大部分工人的操作时间不到两分钟（26）。有些技术人员已开始怀疑这种“加快”是否有效（27）。

弗里德曼和倍尔所提到的现代工厂情景，也说明了劳动组织的等级制度。只要生产者自己还占有生产手段，就谈不到“车间警察”问题。严格节约原料是生产者本身利益所在。当家庭工业和包活普遍化时，包商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了。据这些包商说，生产者糟蹋、浪费和偷窃交给他们的原料。这也是建立手工工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手工工场里，工人是在工场主经常监督下劳动的。

工场主原来只是资本的所有者，只是某一企业的主人（企业的目的是使资本获利），现在成了精确的、有技术的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同时又是一大批需要监督的工人的指挥者。他不仅指挥资本，而且还指挥机器和人。

为了有效地指挥人，他不得不把劳动组织得更细致，不得不建立（介于厂主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等级，不得不把工人划分为小组，置于组长管辖之下，不得不使用工头和车间主任、技术员和工程师。除了企业内纯技术的劳动分工外，还发展和改进了一种指挥者和被指挥者之间的、按等级的社会劳动分工。[6]

人力和机器

正是因为使用了机器，工业资本才能存在，才有了增加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主义使用新机器，不是为了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的副产品而已。资本家使用机器是为了降低成本，以便低价出售，打败竞争者。而只有机器的价格本身低于该机器所代替的工人工资，只有这样，使用机器才能降低成本。英语里的一个常用词——“labour-saving ma-chines”（省劳力的机器）——还没有全面指出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要资本主义企业购置机器，必须这种机器既能节约人力，又能带来利润；它必须是既“labour-saving”(省劳力)又“profit increasing”（增利润）。如果机器的价格恰好相等于它所能节省的工资，那么尽管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它能节约很多（劳动）时间，资本家大概也不会去购置的。资本主义工业的能动性和社会化、计划化工业的能动性，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美国卷烟工业大约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起初，全部都是手工劳动；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劳动十小时，只能卷三千支烟。1876年，一千支某种牌子卷烟的工资合美元九角六分四。有一家公司悬赏七万五千美元，征求发明一架卷烟机器。1881年，邦萨克设计了一架合理化的机器，每分钟能卷二百到二百二十支烟，使一千支卷烟的工资从九角六分四降到二分（！）。只要一架这样的机器，就能生产1875年美国全国手工生产的卷烟（30）。

一架机器节省工资，就是把生产者赶出生产。使用机器引起工人失业，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直截了当，以致受害者起初想捣毁那些使他们陷入困苦的机器（英国路迪特运动，1816——1825年法国类似的运动）。[7]1840年到1843年间，由机械麻纺工业的竞争，弗郎德勒的家庭纺锭从二十二万一千锭跌到十六万七千锭（32）。1824到1825年，英国使用机械织机，引起了大批失业，工资跌了5 0%（33）。

为了对抗大机器的竞争，手工工人不得不同意大量削减工资。英国博耳顿地方的手工织布工人的每周工资从

因机器竞争而使大批工人失业，找不到工作，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现象。[8]这是工业后备军。由于有了这支后备军，工人就不得不同意只拿一点恢复劳动力所必需的费用作为工资。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管在哪个国家建立，总是大工业破坏手工业，引起触目惊心的失业问题。以后，本书下文所描述的其他现象，决定了失业的规模和变化。

工业中使用机器，不仅使一部分生产者变为困苦的失业者，也使一般的手工劳动跌价，并使许多熟练工人变成非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在行会手工业时期，或家庭手工业时期，每个生产者原则上都是熟练工人，彻底掌握本行手艺。不精通任何手艺的“仆役”，人数不多，经济上不重要，是一个漂浮着的阶层。生产者精通本行手艺是一切生产企业成功的首要条件。

但是，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然后是普遍采用机器，最后是在半自动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这一切使生产者的劳动简化和机械化到了极点（35）。生产者的操作现在一点也不需要技术了，任何人都会做。现在，任何人实习几个月就可成为一个流水作业带边的好劳动者。美国福特工厂里，生产车间75%到80%的人员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掌握了操作。在“西方电器”托拉斯的一家工厂里，熟练工人的比例降到了劳动力的10%（36）。

大量不熟练生产者的突然形成，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造成了一批流动劳动者，例如在英国挖凿运河和建筑铁路的“客籍工人”（37）。资本主义工业本身是在现代国家内部居民大量移动中诞生的，反过来它又引起国内的和国际间的移动如下：欧洲人大量移民北美、南美、澳洲、南非等处，印度人移居印度洋沿岸国家；日本和中国人移居太平洋沿岸国家，等等。

工资的各种形式和发展

在资本主义方式下，劳动力成了商品。[9]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这种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所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就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恢复这种劳动力所需的费用（食物、衣着、住处等）。由于工人只能出售他的劳动力以换取他本人和家庭的生活资料，也由于存在着一支工业后备军，所以工资总是在最低生活费上下摆动（我们将在下文说明什么是最低生活费），这就使工人永远处于无产者的境地：

“劳动者不得占有能改善其处境的经济手段。工厂应当这样组织起来：劳动者要独立，必需有钱。他们怎么去弄到钱呢？……至于呢绒商付给小生产者的工资，那显然是有所规定的，发工资只是为了使领到工资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其目的在于使工人能要在雇主的企业里继续劳动（雇主发工资让工人生活，仅仅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在于让工人致富，富到可以逐渐摆脱老东家的束缚，富到可以和老东家并驾齐驱，富到最后能和老东家进行竞争（38）。”

对中世纪小手工业者替包商加工劳动而得的工资所进行的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一切文明社会里所出现的工资。在漫长的岁月中，工资一直是特别稳定的。雅克·拉古－加耶研究了纪元前二十世纪初期美索不达米亚埃雪努纳地方农业雇工的工资以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那时的工资是以小麦计算的，很可以和我们现在的工资相比较。现在我们一个割麦工人的工资，折合小麦，差不多相等于那时候（工资小麦）的重量（39）”。

哈什尔海姆曾计算了古希腊亚历山大时代洛斯地方一个工人的最低生活费。包括主食（面包）、点心、衣服和一些零星补充用品。收成好的年代，工资略高于最低生活费；歉收的年代，零星用品和点心实际上都取消了（40）。

古希腊这种带有特色的情况已经含有工资波动的潜在因素。尽管习惯不同、风俗不同、传统不同，而首先是买卖劳动力双方力量的对比不同，这种工资波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却都是存在的。某些时候，点心和零星用品可能相当广泛而多样。别的时候，又可能几乎完全没有。但是，两种因素：历史因素和体力因素（“绝对最低生活费”），却一直是工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际工资是按照一系列明确而复杂的规律而演变的。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李嘉图和拉萨尔工资理论（“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但是和马尔萨斯所设想的正好相反，并没有一种人口规律在统治着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力市场”的波动）。而最后决定劳动力供求状况波动的，恰恰正是资本积累规律。

这种现象最容易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10]期间的短期波动中看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使工业从停滞和不景气，经过经济复苏和上升，而走向“繁荣”和危机。在周期的初期，因上次危机而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的大量失业者，超过经济复苏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工资仍然稳定在相当低的水平上（而且，正是稳定的工资和开始上涨的物价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利润有所增加。利润率提高了，这就鼓励经济复苏）。反之，到了繁荣的顶点，如果确实是完全就业了——不一定如此，我们以后再谈——劳动力就会大大地求过于供，工人就能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工资，从而引起的利润率降低成为爆发危机的原因之一。

在长期波动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规律。如果资本积累的速度低于资本积累本身所引起的劳动力供应增加的速度，实际工资仍然是稳定的，甚至会有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所制造的失业（手工业、农业、家庭工业、因竞争而受害的企业）多于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工业后备军有扩大的趋势，而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不会有完全就业，这就使工人不能在这个时期增加工资（直至1850年——1870年，欧洲的主要情况就是如此，而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至今仍然如此）。[11]我们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扩张的速度低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反之，如果资本积累的速度高于它本身所引起的劳动力供应增加的速度——如果工业后备军停止扩大，甚至有收缩消失的趋势，例如由于大量的居民外移以及对移入的限制——实际工资便有缓缓上升的趋势。如果工业扩张的速度高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那末情况也是如此。

确实，对资本来说，重要的不是工资的绝对水平。当然，资本家愿意他自己企业里的工资尽可能的低，但同时他又希望他的竞争者那里、他的顾客的雇主那里，工资尽可能的高！对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从他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无偿劳动、更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利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相对剩余价值有所增长。如果工业后备军是有限的，如果所增加的实际工资的等值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来的话，就是说：工资不及生产率提高得快，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实际工资有逐渐上升的可能性。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从一个时期以来有了很大提高的国家，比起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或提高得慢的国家来，实际工资一般的总要比较高一些。

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不会使实际工资自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只不过使实际工资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危及利润）有了提高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提高的可能性成为事实，必须具备两个互相有关的条件：“劳动市场上力量对比”的有利的发展（就是说工业后备军缩小的趋势胜过工业后备军扩大的趋势）；雇佣工人的有效的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使工人得以消灭相互的竞争，并利用“劳动市场的有利条件”。

统计数字和历史研究证明：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直接得出实际工资水平（除去上述两因素）的一切理论，都是与事实不符的。根据国际金属业工会所做的研究（41），1957年一批钢铁厂的生产率（每个工人每年钢产量）和平均工资（瑞士法郎）如下表：

	年产量（吨）	年利（瑞士法郎）	年工资（瑞士法郎）
美国钢铁公司	110	6800	30000
内地钢铁公司	170	6800	29800
扬斯通钢板公司	150	6100	27700
八家美国公司平均	138	6400	29500
联合钢铁公司	96	3800	10500
科尔维公司	115	3500	8700
八家英国公司平均	100	3400	±9500
八幡制铁厂	70	2200	6000
中山	170	7000	7000
富士制铁株式会社	82	3000	6500
六家日本公司平均	76	3100	6000

差别是很显著的。英国钢铁厂的劳动生产率比日本钢铁厂高33%；而年利却只高10%。反之，工资的差别则超过50%。同样，美国钢铁厂的生产率比英国钢铁厂高38%，年利高80%。但是美国的工资却比英国的工资高两倍以上。日本和美国比，生产率的差别是一比二，工资的差别是一比五！一家日本钢铁厂，中山，其生产率和美国相等，而工资却只及美国工资的四分之一！

马迪尼埃在最近的一篇著作里曾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巴黎和外省的工资经常有20%的差别，其主要原因是两地工会力量的差别。

但是，如果认为工会力量是决定工资的自变数，那就错了。这是因为：只有工业后备军不再经常扩大，才有可能消灭工人间的互相竞争。某些技术性很高的行业不在其内，因为这些行业在招收学徒或吸收工人时实际上都是实行限制名额的。即使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增加工资也会碰到制度上的障碍，这种制度上的障碍是和技术上的或“纯经济的”障碍毫无关系的。理论上，只要工资总额低于全国净产值，增加工资仍然是可能的。但增加工资必需在消费资料部类和生产资料部类之间重新分配收入和资源。重新分配收入和重新分配资源是两个过程，这种过程可能引起矛盾，但也仍然完全有可能不引起真正的危机或真正的通货膨胀。只需改变制度，就是说消灭资本的权力，尤其要消灭利润率太低时停止投资的权力。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增加工资，还远没有达到物质上或经济上的限度，就会碰壁的。如果充分就业的有利形势使工资增加得比生产率快，那么，利润率以致于剩余价值率就要下降。而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一下降，很快就会使以利润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采取重新适应情况的手段：补偿性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趋势、投资下降、就业减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疯狂地实行合理化以及用机器代替工人。在这两种情况下，失业现象都会重新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碰到这种“壁障”，增加实际工资就不可能了。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坦率的辩护士断定：在“过度就业”即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是无法生存的。

怎样在劳动价值论范围内解释在上面情况下出现的增加实际工资呢？

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包括纯粹恢复体力（以及养育工人的孩子、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它还包括精神上和历史上的因素，也就是说，根据当地传统习俗，必需计算在最低生活费内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以后，还包括某些为个人服务的费用）。[12]这些需要取决于过去和现在的文明的相对水平，因此从近期或长期来看，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只要由于工业后备军的压力而还不能把这些需要计算在最低生活费内，那么，工资，就是说劳动力的价格，事实上是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的。增加实际工资，不过是劳动力价格赶上一点劳动力的价值而已，而劳动力的价值则由于文化水平平均提高而也趋向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工资有矛盾的作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生活资料的价值，与此同时，它就会降低要不是绝对工资，至少是相对工资（一个劳动日内，工人生产与其工资相等的价值的那部分时间），它就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许多奢侈品的价值和价格，发展大量生产（常常损害质量！），并使一系列新商品列入最低生活费内，[13]与此同时，它反而使劳动力价值提高了。

资本积累，它也对就业的范围和工资趋向起矛盾作用。随着机器代替了人，工业后备军扩大了。但是，随着剩余价值之积累，随着资本之扩大其活动范围，随着新企业之不断出现和原有工厂之不断扩大，工业后备军就会缩小，资本就会去寻找新的劳动力来剥削。[14]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就可以解释从资本主义初期以来工资演变的大势。关于西欧诸国，必须区别两个重要的时期；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时期里，工资越来越低，跌到只有“主食”；然后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这个时期里，工资先是上升，然后稳定（或下降），终于重新回升。“副食”和补充用品大量增加，而且花色繁多，但有时质量低劣，而且“主食”的质量有时也降低

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实际工资下跌的时期，这种下跌首先是因劳动力过剩、工业后备军不断扩大、和工人阶级缺乏有效组织而引起的。资本家用降低工资的办法增产绝对剩余价值。工资降低到这种程度，以致一个英国工人，为了挣得一年所需的面包钱，需要劳动的时间如下：

1495年	需劳动10周	1653年	需劳动43周
1533年	需劳动14到15周	1684年	需劳动48周
1564年	需劳动20周	而1726年	需劳动52周
1593年	需劳动40周

依靠价格革命的帮助，幸而克服了一切“游手好闲”（45）。最近菲尔浦斯·白罗恩和舍拉·霍金斯完全证实了罗吉斯的这些典型材料。他们发现：英国泥瓦匠的实际工资指数：

在1475－1480年	是110－115
1528 年	是56	1740－1750 年	是65－70
1600 年	是45	1765－1770 年	是53
1610－1620 年	是38	1772 年	是47
1700 年	是55	而到 1800 年	则是38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矛盾

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

延长劳动日

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

人力和机器

工资的各种形式和发展

第五章资本主义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