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到在苏联发生一场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前景时，在共产党人和奥托·鲍威尔式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愤慨。甚至托洛茨基最有才华的（也相当具有批判性的）追随者伊萨克·多伊彻，直至1963年仍然怀疑这一前景是否具有现实性。[1]
历史如今做出了裁决，这一裁决极其有利地支持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在1956年10－11月的匈牙利、1968－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80－81年的波兰、以及1989年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真的发生了。在中国，这样一场政治革命则正在萌芽。
足以让人惊奇的是，虽然某些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人士对于这种政治革命的“可行性”仍然表示怀疑，苏联国家首脑本人（指戈尔巴乔夫——译者）却反复使用“革命”一词，并将其视作使苏联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必要条件。[2]与托洛茨基和多伊彻一样，他以1830年、1848年和1870年法国革命作为历史类比来说明这一政治革命的性质。这一政治革命将发展和巩固由前此政治革命（譬如1789-94年的法国革命）中诞生的社会制度，使其潜在的目标得以充分实现。它恰恰是社会反革命的反题。[3]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可能性取决于几项条件：制度性危机的深度及其爆炸性；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与官僚尤其是上层官僚之间的对立的程度；各主要阶级及其内部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上层官僚为巩固自身统治进行自我改良的能力。四种历史性抉择是：反革命在全社会的胜利（资本主义复辟）；官僚的自我再生产得以延续，但会使危机拖延下去并出现进一步的解体；[1][4]官僚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改革；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
在这些可能出现的结果中，至少有两种结果历史做出了清楚的裁决。制度性危机的深刻性对于任何敢于直面现实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否认的。[5]工人阶级和上层官僚之间的敌对性甚至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料想的还要严重。托洛茨基在1936年曾认为，工人不愿起来革命，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摆脱了官僚，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一观点如今完全不适用了。[6]另一方面，官僚进行自我改革的狭隘局限性在铁托、赫鲁晓夫、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得到了明显的证实。这种局限性也正在为戈尔巴乔夫的实验所证实。
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性进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在于，除非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取代了“来自上层的改革”（这场改革并非“来自上层的革命”），要想消除庞大的官僚机器为改革设置的障碍是不可能的。
一场胜利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其特征不仅在于群众行动的迅猛气势，而且在于群众的高度觉悟和领导的革命性。问题并不是机械地重复在1919年、1927年和1936年提出来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权力归苏维埃”、“生产资料和交往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中央计划的支配性地位”等等），而在于使这些口号名副其实；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考虑到经受了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创伤的群众的觉悟。
这些口号的实际内容是一清二楚的。生产者通过某种具体形式联合起来，作为集体成为主要生产资料和交往资料的真正主人。他们以民主方式决定既有资源大致以何种优先次序和比例进行配置。旧统治阶级的成员不允许其所雇佣的劳动超过严格规定的限度。资本积累受到严格限制。[2][7]群众的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保证予以平等分配。这些内容必须写进宪法，若要修改宪法必须经过百分之七十五或百分之八十的群众选票的同意。只要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动摇上述原则。
只要政治革命实现了所有上述条件，就无疑确保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广大生产者／消费者会溶入这个社会，并自觉地与之相认同。通过消灭官僚主义瞎指挥这个造成严重浪费和比例失调的祸根，经济将变得更有效率。鉴于这些结果，我们就能自信地立足于广泛的经验证据和合理的前提之上。可是，要为这样一种成功的革命造就政治上的前提，完全是另一码事，很可能要经历漫长的时间。
对于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问题不可能给出最终答案。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会从根本上削弱官僚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吗？国家的消亡（没有人想要直接废除国家）真的能得到推动、这一进程真的能持续下去吗？或者，会不会出现一个规模较小并有所克制的官僚集团将权力接管过来，继续对社会的基本控制呢？如果政治革命失败，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这个问题超出了政治革命本身。它还涉及资本主义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命运。如果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革命，出现了包括所有主要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想的”局面，这些国家能否避免严重的官僚化蜕变呢？易言之：官僚机构从社会窃取来的全部职能能否逐渐转交给全体公民呢？恩格斯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真的像几乎所有人所认为的那样纯属空想吗？[3][8]倘若不是这样，在现实世界中，劳动群众本身的自治得以勃兴的前提是什么呢？
官僚的逐渐消亡，其规模和影响在社会中的显著下降，首先意味着国家在政治上的衰微。权力在政治上的集中越严重，国家便越强大，官僚集团便越强大。
在许多现代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看来，削弱国家等于削弱秘密警察和镇压性机关的权力。这种观点与庸俗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官僚集团的“归约论”观点是相一致的。事实上，即便在苏联和美国，更不必说在西欧和日本，在执行国家职能时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中上层官僚，在广义的镇压性机关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国家行政机关的主要部分在其它领域。如果我们想知道国家消亡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话，就必须对这些领域加以考察。
国家消亡的第一个前提是从根本上扩大政治民主，因为国家首先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机器。具体而言，整整一系列行政中心——首先是国家各部委及其地方下属机构——必须予以废除或代之以自治机构。而今国家各部委当中有许多纯属多余，它们基本上是在重复行使由其它机关履行的职能。运输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分别重复了铁路与航空部门、学校与大学当局、医院与公共卫生机构的职能，在这些部门与机构中社会化体系起着作用。
压缩政府各部委，将权力移交给自治机构，并不会增加新的官僚。条件是同时大量削减正式工作人员的数量，并实施全面分权。[4][9]主要职能可以由学校、医院、铁路中心、发电厂、电信中心这样的地方或社区机构来承担。
当然，这一切不可能在所有政府各部委迅速实现。部门之间会有利益上的冲突和协调上的困难，就此我们稍后还会讨论。但中上层官僚肯定会因此而减少——我们显然不会把教师、医生、护士、雷达技术员或电工称作“官僚”。我们不惮建议各主要工业化国家把政府各部委工作人员的数量裁减一半。
与裁减冗员同等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扩大政治民主。必须有广泛而多元的政治民主。多党制、自由民主的选举、以及最大限度地增加一切人权和政治自由（结社、集会和游行的自由；新闻、宗教、文化及科学创造、思想、研究的自由等等）——所有这些是扩大政治民主的绝对前提。[5]必须大大减少国家对这些自由的限制，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名所进行的限制。[6][11]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经典批判在此仍然是有效的。保证这些形式上的权利诚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赋予群众以手段使他们能够切实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与斯大林主义者（或新斯大林主义者）以及教条的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的一贯主张相反，这两个原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新闻和传播自由的例子证实了这一普遍准则。形式上的保证是：没有新闻检查，无论这一检查是来自国家、业主或职业协会；一切重要的群众组织都拥有脱离任何公共或私人“权威”的影响而出版报纸的自由；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或为公开法庭民选陪审团的裁决所制约，公诸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言辞免于刑事诉讼。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论）的捍卫者有谁能诟病这个明确的形式界定呢？
然而，为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平等而切实地享有这种自由，还必须造就额外的物质条件。利用印刷所、电台、电视台应予免费，并规定一些灵活条件以力避过度浪费——譬如，任何组织若能提供一万人的签名便能拥有一份日报，提供五千人签名便能拥有一份周刊，提供一千人签名便能拥有一份双周刊，提供五百人签名便能拥有一份月刊，提供一百人签名便能利用无党派周刊的或月刊的专栏，个人则可利用读者来信栏目。根据销售量或签名人数的增减，对这些条件予以定期评估，由此这些新闻媒体会变得更加民主。
刊登广告的自由也能予以保证。人们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报纸刊登广告。但收入应集中起来用以资助整个新闻业。
大众传媒制度的一般管理和必要的财政来源，不应由国家、市政机构或记者联合会负责，负责机构应由本行业的记者、工人和技术人员（并按比例地由全体公民）自由选举产生。总成本的决定权则交给负责国家资源重点配置的民选中央机构：议会、中央工人委员会、以及经济参议会。
这样一种得到物质保证的真正的大众新闻自由，并不会限制任何个人形式上的新闻自由。至少，我们尚未听说过有说服力的相反观点。倘若没有足够人数签名支持，个人创办和占有大型日报或电视台的自由便会受到限制。这就防止了个人凭借独占一国或一地传媒而垄断市场。这种垄断的弊端在于以少数人的“自由”压制多数人的自由。相反，在我们所倡导的扩大了的政治民主中，所有个人均享有新闻自由。
无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小批商业巨头——在欧洲有默多克、麦克斯韦尔、赫尔松、哥德斯密、德·贝耐德蒂、贝尔鲁斯考尼、施普林格、贝尔特斯曼等——在传媒界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控制权。创办一家新报纸的成本之高昂甚至超过了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这些群众性大党的能力。克劳德·于连最近概括了这种局面：“四千四百万‘平等的公民’拥有购买法国电视一台（现已私有化了的电视频道）的权利。但其中只有两个人，梅塞斯·拉加尔戴尔和布伊戈，能成为买家。”[12]
谁能为这种垄断辩解，认为它比传媒的真正自由更加优越或者同等优越？争取真正的新闻自由向来是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资产阶级存在着一种绵延既久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出于对“多数人”或“群氓”专权的恐惧，公开支持限制民众的民主和自由。他们继而借口维护自身作为少数人的自由，对自由本身——尤其是多数人的自由——加以控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权利凌驾于自由之上。主张限制和镇压民众自由的人要么诉诸强有力的国家，要么诉诸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官僚；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者无保留地支持一切人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扩大政治民主意味着，间接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应该补充以广泛的直接民主。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经典批判也是有效的。
在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当中，财富分配及使用上的不平等带来了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自由主义理论假定，一旦有了大选，投票箱保证每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是平等的。但这显然只是虚构，因为富人能以普通人无法问津的方式影响全体选民。譬如，在上一届美国总统选举中，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都花费了几千万美元，主要用于电视节目。在1990年的日本大选中，执政的自民党有380位候选人，该党为每一位候选人花费了五十万美元以上。普通的公民组织哪能具备这样的财力？
而且，从定义上看，议会民主制是间接民主。公民不能总是由自己行使主权，而要将其让渡于代议制机构。如果以巴西、日本、德国、法国或者英国这些大国以及美国、苏联、印度或中国这些超大国家为例，几千甚至上亿人要将其主权“委托”给国民议会中的不足一千名代表。即使加上地方民选机构，代表的数目也不过数万而已。
主权（民主首先意味着民治）的这种让渡必然产生出庞大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在民选代表和那些执行代表们的决策的人（特别是那些靠执行决策为生的人）之间起到媒介的作用。这是一条普遍存在的规律：国家愈大，决策权便愈是由公民手中转移到代议制机构，而官僚化的国家（及准国家）行政机构便愈发庞大。
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开辟直接民主的重要领域，从而大大削减官僚的规模和影响。在大城市的社区、市镇和乡村，公民们自己的组织可以承担许多市政和地区政府的职责以及一些国家行政职能。公民组织可以轮流派人代替专门的工作人员管理当地的企业联合会，但是不领取额外的薪水。这样的企业联合会在直接民主中能起到重要作用。这正是“公社制度”的首要含义。[7][13]
另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是大规模利用公民投票。这样做在地方或局部性问题上没有多大意义。但在全国性问题上，尽管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尚存有许多疑虑，大规模利用公民投票能起到教育作用，有益于促进民主。[8][14]这一经验得自瑞士，瑞士是长期以来广泛利用公民投票的唯一国家。
所有这些直接民主形式——还可以提出若干其它形式[9][15]——并非普选制的替代，而是其补充。在经受了法西斯主义独裁、军人独裁及斯大林主义独裁的创痛后，全世界劳动人民发自内心地支持议会式机构的自由民主选举。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以错误教条为名（诸如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在1917年和1921年的观点）反对劳动群众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导致布尔什维克在第一部苏维埃宪法中限制普选的特殊条件——无产阶级当时仅仅居于社会的少数——在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已不复存在，或许印尼和巴基斯坦是例外。（农业雇佣工人和无地的农民显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这一合理的愿望，在议会权利为代表社会各部分（少数民族、生产者、妇女等）的其它委员会的权利所限制的制度中，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更频繁的选举，再加上撤换代表的权利，会大大减少议员与其选民之间的“距离”，并防止议员一方面做出蛊惑人心的竞选许诺，另一方面又无意于兑现。[10][16]
所有这些反官僚进程要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施，必须具备一系列社会条件。广大群众必须有能力并乐于承担“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所要求的任务。[11][17]这就相应地要求大大缩减工作日（或工作周）以为前提条件——对于这一点迄今仍鲜有注意。有许多理由可资说明为什么这一点是今日西方和东方的核心问题；但在此我们所关心的只是，除非人民拥有管理他们的工厂和社区事务所需要的时间，否则发展自治就不会取得根本进展。
倘若每个人一天在工作上花费十小时（加上从家里到工作场所的往返时间）——妇女在家庭的“额外工作日”不算在内——他们就既无时间也不情愿再花上四小时出席会议或从事管理劳动。即便不考虑政党、政治家或冥顽的官僚有任何“不良图谋”，自治也基本上流于形式或虚构。公社制度会自动地产生出多余的官僚，就象南斯拉夫的例子如此令人悲哀地证明的那样。为此我们必须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四小时即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二十小时。
发展自治的另一项重要前提是取消国家机密，这些机密不仅派生出许多机构，其任务是发现并惩戒真正的、潜在的、甚至幻想的侵犯者，而且派生出过多的官僚守护这些秘密。倘若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那么无论在经济生活中抑或其它社会领域，真正的自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大企业的条件，否则大企业中劳动的分解（这是造成异化的主要因素）便无法被克服。在群众能就其劳动产品的性质和分配进行自主决策之前，必须确切地知晓自己正在生产什么、出于什么理由、为什么目的而生产。电脑和广泛的时间分享制度会使群众在接触信息上较以往远为容易得多。[12][18]
但这些还不够。群众还要能够利用所得到的信息。由高等教育培养形成的一般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对于从根本上扩大自治来讲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最低条件。[13][19]这样的条件或许会遭到某些人反对，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要求太高了；在这个星球上，仅仅第三世界就有四亿文盲，在英美诸国识字率则在下降。[20]要想在一夜之间推行自治，这无疑会成为无法克服的障碍。但是严肃认真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所讨论的是持续几代人的渐进的过程。
全世界不可能在五十年时间里消灭文盲，这样认为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古巴这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这一点。认为某些人或某些“种族”天生不能具备高等文化和技术教育的水平，这是荒诞不经的。当务之急是把提高公民识字率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并为此配置必要的资源。不过。正如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除非人民真正经历了自由，否则不可能教会人民自由或教会他们享受某些特定的自由。人民还需要自我教育，通过大规模的直接实践学习自治的艺术和科学。
这样一来社会会犯错误或招致损失吗？肯定会。但哪一种管理制度不会这样呢？如果有人就人类在资本主义管理和官僚制管理下所经受的巨大浪费列出一个清单——不仅包括经济资源的浪费，而且包括在战争和国内镇压中丧失的生命（本世纪达上亿人之巨）——那么向自治过渡所可能付出的代价实在微不足道。[14][21]
像麦克尔·哈灵顿这样的善意批评者，以及略怀恶意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提出了一种批评。据他们看来，大多数人不愿在文山会海中花费大量时间。[22]这种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含有混淆之处。让每个人参与一切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当然是愚蠢的，这与决策和管理的分权是两回事，把官僚手中的职能转交给广大公民意味着这种分权是发展自治的基本方向。只有到那时，才能现实地设想每个人（用列宁的名言来说，每个“厨师”）都参与公共管理。当然，一个人不能同时参与农场、纺织厂、发电站、机械制造厂、银行、医院、学校和剧院的管理。更不可能日复一日地从自己工厂的自治会跑去参加公共汽车乘客的自治会，再去出席会议讨论决定地方和全国的能源政策，或参加讨论莱茵河、恒河、亚马逊河的污染治理。自治不等于民选代表的消失。自治把公民决策与选民对其代表的更严格的控制结合在一起。
可是，大多数公民难道不是对社会问题无动于衷吗？不是更情愿在电视机前打发夜晚吗？他们怎么能承担这些新任务呢？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误解。我们设定了下述制度：每天四小时从事非管理性劳动，另外四小时参加管理（或者每周工作二十小时）。如果在此时间限度内参与自治的话，并没有增加总的工作负担。自治并没有减少闲暇或睡眠时间。如果说这一反对意见含有合理因素，那只不过证明，大大削减工作日是扩大自治的前提。
这类反对意见的真正错误在于其充满矛盾的人性概念，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洛克和亚当·斯密，甚至上溯到霍布士和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他们宣称自私心是人的驱动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假定，只要“市场机制”或永恒的“经济法则”不起作用，人们对于自私心就仍茫然无知。据称每个人都一心想使自己致富，并有致富的权利。但是，如果工人为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反对特权阶级的利益或社会等级的话，却被责怪为“自私”或“嫉妒”。
事实上，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经济人并非永恒的概念，而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人们生活于这种社会条件之下，并依此形成相应的观念。由于我们所涉及的人类许多世纪以来生活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贯的物质匮乏（真正的或由社会造成的）之中，生活在生存斗争、竞争以及积累私人财富的驱动之中，自私心在大多数公民、包括工人的心目中确实占据很大的位置。但恰恰出于这一原因，出于其“私人”利益，大多数人完全可能会参加某些形式的自治活动。
如果每个季度就街区或邻里的供暖举行居民会议，相关家庭真的会无动于衷而不出席吗？他们难道不会关心周遭公共汽车的开通次数或车站的设置吗？工厂的劳动负荷和劳动节奏难道不是和工人密切相关吗？他们对自己在办公室和工厂、以及孩子们在学校吃什么样的盒饭难道会漠不关心吗？对于城市污染、货币收入、住房、食品、假期和公共交通（只要它们尚未免费分配）之类的“一般性”问题他们会持消极态度吗？在维护充分就业的问题上他们会不为所动吗？
“人性”总的来说是人类需要的体现，其中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用阿米泰·艾兹奥尼的话来说：“在没有隶属即没有等级关系的条件下自我实现”。[23]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众多批评家所设想的相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恰恰符合基本的人性。在人类出现于地球的大部分时间内，人类一直在没有国家、没有官僚的条件下生存。
在我们看来，大多数公民会抓住机遇亲身参与决策过程，这不等于假定他们的行为动机取决于“爱邻如己”这样的道德律令。我们所确信的只是，追求个人利益并不是股票交易所的鲨鱼、兼并专家、雅皮士、工业家、银行家、小店主、以及职业政客的特权。
更进一步，人民若感到自己基本上是陪衬，而真正的决策为人所操纵，他们就会对才刚提及的那些会议兴味索然。群众总是比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抑或社会民主党人）所确信的更有智慧， 他们会迅速识别出哪些会议只有橡皮图章的意义，哪些会议真正让他们发挥作用。前者导致玩世不恭和冷漠，就象竞选诺言不曾兑现或结果与诺言相反时出现的那样。后者则会产生基于自身利益参与民主的良性循环；由此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会伴随自治的成功而滋长起来。[15][24]
倘若官僚和国家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物质上的匮乏，那么国家消亡就取决于这种匮乏能否逐步为丰裕所取代。在此需要对丰裕加以界定，以免语义上的分歧转移了真正的问题。
“丰裕”完全可以界定为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产品和服务这样一种体制。我们曾屡次指出，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它体现在斯大林有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讲话中。[25]如果大家每时每刻都在“消费”产品和服务，这不啻于一场噩梦。
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产品（伴之以“边际效用”下降），决非人类行为普遍的或决定性的特点。发展自身的才能及爱好；维护健康和生命；关心儿童；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作为精神稳定和幸福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之后便成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我们只消看看上流资产阶级在食品、衣物、住房、家具或“文化用品”上的消费方式，便会发现，对那些已经“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的人来说，理性消费取代了对数量的无止境的追求。事实上，这种理性消费往往意味着所消费的产品数量的减少而非增加，尽管巨大而不合理的浪费在其它领域肯定还很普遍。[16]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应予注意的是，在这个水平上，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因为产品的分配成本会大大降低。长期的统计数据，尤其是西欧的数据，提供了压倒一切的证据：大量产品在较为富裕的国家可以划归这类范畴——这不仅对于百万富翁是如此，对大部分人口同样如此。
有人可能会想，基本必需品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及其更新换代与这一趋势是相矛盾的，譬如在德国，面包房里有多达三十种面包。即便如此，上述规律仍然会起作用。如果一个人平均每天的面包消费量出于健康或品位的原因稳定下来或逐步减少，就不可能再消费“更多”不同包装、不同工艺的面包。有限的消费量为消费的种类和品质施加了限制。
把我们的观点应用于服务业似乎更容易引起疑虑。不过，如果服务的消费被界定为纯属被动性的活动（与产品消费一样），上述规律便仍然会起作用。人不可能终其一生消费无限次航空旅行、电话交谈、或电视节目，而会越来越关心健康、幸福、或精神/心理稳定这样的事情。过量消费等于自杀。
诚然，如果我们以创造性实践代替被动的服务消费的话，情形就不同了。把弹钢琴、绘画、制作花瓶、运动、登山、做爱、漫步于公园或森林、赏鸟、饲养动物、与友人聊天、教育儿童、赡养老人、看护患者、著书立说之类当作消费至少是很不合适的。象这样“真正具有人性的”实践的繁盛，恰恰需要减少用于物质产品及服务的获取和消费上的时间。实现这一点要以丰裕程度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前提。
迟至今天我们认识到，不可更新的地球资源所面临的威胁、人类文明和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威胁，意味着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不可能以无限制的方式增长。[27]需求和消费的饱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人类的生存是绝对必须的。这一点是使下述问题变得生死攸关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一方面把人对于变化万千的产品的需求刺激起来，另一方面又造成需求得不到满足以及心理和整个经济的非理性，必须消灭将匮乏体制化的这个制度。
我们把丰裕界定为现有消费的饱和，是不是在以柏拉图式的专家（或哲人）的傲慢（或者更糟——以白人的傲慢）看待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以及“文化多元主义”呢？[17][28]绝对不是。我们从未提出，一俟北半球人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就限制经济增长和世界消费。我们也未曾幻想过维持目前的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平等交换的现象。[29]显然，在有可能谈及普遍的丰裕之前，世界上所有居民的一切基本需要都必须予以满足。这是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或在少数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论点。
实现丰裕这一目标迫切要求对现今生产及现有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国际范围内从根本上重新分配，以便第三世界人民能够掌握与其自身及世界的需要相应的先进技术及先进生产方式。[18][30]在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南半球的教师、医生、科学家、数学家、技术人员、电脑编程人员或机器生产者将适应于南半球的人口份额，而非对应于目前的贸易结构。[31]
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消费达于饱和这一概念，与需要的等级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一理论，需要的等级划分为：基本需要、伴随文明的增进而成为必须的次生需要、以及奢侈性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需要。阿格尼丝·赫勒尔关于这个问题的杰作与马斯洛-艾兹奥尼的需要等级理论完全是相一致的。依据他们的意见，生理上的满足和安全感是最迫切的需要，其次是对情感和为他人尊重的需要，然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32]
某些作者曾提出，给需要的等级这样下定义是“专制的”。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因为我们有关丰裕的定义意味着，资源配置首先应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然后用于削减所有人的劳动负担。不过，确定了这一资源配置的“核心”目标，便足以看出，上述指责更应该奉送给对我们的资源配置目标持反对态度的人。我们的目标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奢侈性需要的“专制”，与此相反，这些人支持少数人消费的持续的、至少是自发的增长。在这种目标替代中，我们既看不到合乎逻辑之处，也看不到正义之所在。
此外，由多数人民主决策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先目标，并没有对少数人的消费选择施加绝对的限制。按照合乎比例的界限划分资源是有可能的。这样做对于每个公民大大增加本人的劳动负荷以生产自己想生产的东西的权利，甚至更少约束。唯一的限制在于，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强迫他人从事生产以满足个别人的需要。
正由于总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度上把奢侈性需求作为优先满足的对象，意味着倒霉的多数人无法从制度上满足某些基本需要。今天，包括以滥用信用为手段，巨大的社会资源被用于（或浪费于）满足奢侈性需要。一位记者克莱尔·马丁将此称作“培养新富翁”，据她估测包括不少于七万亿美元的信用用于兼并这样的投机性目的。[33]
通过“市场法则”——亦即通过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先目标，使大多数人被迫承受着过量的劳动负担、压力和公害。[19][34] 为什么这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大半生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不应该拥有资源配置优先目标的决定权呢？[20][35]倘若社会不允许生产超过一定数量的电视机，而有人想一天劳动十八个小时在家里装上第三台电视机，那么他可以得到必需的工具和材料在私人工棚里制作电视机。这是他的绝对权利。但他没有权利通过“市场法则”或劳动市场支配广大生产者一周劳动50、40、或36个小时，而不是30个小时；尤为不应该的是，仅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国家的居民却拥有与其他所有的人不同的资源配置优先目标。
倘若某些外部机构将资源配置优先目标强加于大多数公民，以“智力的傲慢”为名指责它们便是合理的。但这种做法与我们所提倡的真正扩大自治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政府、政党、计划委员会、科学家、专家治国论者及一切能提意见的人，都力图以其建议影响人民。不让他们这样做，妨害了政治自由。但在多党制下，这些建议从来不会是一致的：人民将有权对不同的建议进行选择。做出决定的权利和权力只应置于大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手中。这里怎么会有家长制或专制呢？
菲里普·范·帕里斯曾提出过一种反对意见，他维护“普遍丰裕”的概念，反对由奥斯卡·兰格提出、由我本人发展的“就逐个产品界定丰裕”的方法。在范·帕里斯看来，后者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看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36]范·帕里斯一方面认为缺乏效率本身并非罪不可赦，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替代定义：“较低程度的丰裕”，按照这个定义，所有人将被确保拥有一笔最低收入，用于购买他所中意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问题正在于，保证所有人都有一笔货币收入，并不能保证这笔货币收入用于购买产品和服务。假定所有人或大多数人肯定会用这笔收入购买必需品（尤其当他们拥有额外收入的时候），这是毫无道理的。譬如，父母把一部分救济金用于饮酒或置办彩电，而孩子却吃不到食物——对富国福利救济的考察往往会证明这一点。而且，通过保证满足基本品的需要所形成的心理上的革命，不可能由保证所有人拥有一笔货币收入而实现。[21][37]
如果有人认为，除非对环境造成致命的威胁，否则世界上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需要，我们的回答是，今天世界总生产能力的50%要么根本没有得到利用、要么用于军备生产及其它浪费性或毁灭性的用途。这个巨大的储备，倘若转用于有益的目的，足以让地球上每个人吃饱穿暖、受到教育、在现有的医学条件下使疾病得以治疗、得到最低水平的体面的住宅。显然，经济增长尚须持续一段时日，以确保所有业已成为历史-文化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达到丰裕。但经济增长不应永远持续下去。[22][38]今天，迈向丰裕、自治、管理者和非管理者之间社会分工的消亡，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
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后一个反对意见认为，当前整个工业制度本身对环境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倘若还要更充分地利用这种工业制度会让人无法容忍。这个观点至少是可疑的。因为，生态危机尽管在不断加剧，但并没有走上不归路。而且，按照我们的设想对资源加以重新配置，会把保护环境作为资源配置的优先目标。这样，我们所界定的丰裕仍然是人类所能企及的。[39]
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生产关系体系、以及不同的经济政策最终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形式。马克思并未以物化的方式理解生产关系。除了资本先生与土地太太，人们还会在街上碰见计划先生和市场太太。生产关系总是存在于既定集团之间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社会科学的真正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来没有“纯粹的”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在于发现哪一个社会集团，出于何种原因，为了谁的利益，强制推行一种既定的资源配置形式，并给承受特定的资源配置优先目标的人民带来什么后果。
只要“社会的一般事务”仍为一个特殊集团所照料，官僚机构、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对于剩余产品的配置权，几乎自然而然地造成官僚对整个经济的基本控制。当然，这一控制的程度和有害性会因情况而异，恰如官僚与小商品生产和早期资本主义会有不同形式的结合一样。类似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专制可因垄断大企业的统治而加剧，也可因社会立法和工人运动的各种成就而缓和。
但不管是那种中间形式，国家的专制和资本的专制（货币财富的专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形式，即两种不同的决定资源配置优先目标的形式。
我们认为国家和资本是专制主义的两种主要根源——即使广大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选择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主要根源。抉择并非要么市场要么计划。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主张的，认为中央计划注定意味着大规模官僚制的成长是不正确的。[40]那些试图以苏联为证的人，全然不顾下述事实，由于预先建立了官僚专政，然后才有官僚化的特定计划形式以及国家的过度膨胀。
大型工厂或运输系统，大型贸易及电信中心，更不必说大的学校与医院，同样不会“自动地”产生大批官僚。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些相对来说起到重要作用的市场经济领域同样也不会自动地导致资本主义的成长。像机构的规模、技术的性质、甚至货币的存在这些物质因素并不足以使社会产生质变（官僚化和资本主义的复辟）。社会结构、政治力量间的关系、主要社会集团之间、各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斗争的结果，才是具有决定性的。
马克斯·韦伯指出，在资产阶级官僚产生之前，世袭官僚在半封建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权力中起着主要作用。世袭官僚的特征在于，国家的主要职能，包括征税，被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这是普遍的腐败和旷日持久的财政危机的主要源泉之一，它反映了地主、宫廷贵族、极度富有的金融家和投机家、以及正在崛起的其他资产阶级之间的某种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在权力为现代官僚接管之前就必须改变，就像“光荣革命”后的英国、1789年革命后的法国一样。
我们业已看到，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保证并巩固一个具有特权的官僚集团的统治的某种制度框架。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使丰裕逐步产生、因而使官僚和国家得以消亡的制度前提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必须让生产者／消费者／公民能够进行自由的、自觉的、事先的选择。广大人民必须拥有进行这些决策的权力，必须建立一整套互相联系的制度以使他们有能力这样做。
这些制度不可能涵盖每一个配置资源的决策，至少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是这样。某些决策仍须留给市场。另外某些决策，尽管所剩不多，则仍可能相当具有“专家治国”的特点。但是，譬如在土豆的市场批发价和零售价被确立之前，广大人民必须有权决定哪些食品应免费分配、土豆是否应包括在内。与此类似，在科学家和专家治国论者解决如何在最安全的条件下建造和维修核电站之前，人民必须有权以民主的方式决定到底是否应该建造和维修核电站。
让我们从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国家的现实出发。政府，或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制的最高层，每年提议将譬如百分之五的国民收入用于国防和安全机构，百分之八用于教育、研究与开发、及“文化”，百分之七用于健康。这三项优先目标已占可支配资源的百分之二十。它们的配置是提前一年（或提前好几年）预先决定的。这些提议须经议会讨论和修正，并受到公众舆论压力的影响。诸如撒切尔执政时英国工党这样强大的议会少数派、或在菲力普 ·冈萨雷斯“紧缩社会主义”政策下的西班牙工会这种议会之外的力量，能够提出替代方案，或迫使政府修改其提议。但是，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表明，预算并不会从根本上被改变。
一旦物质财富的水平允许，以民主方式集中起来的计划制度（相互制约的自治）能够将这百分之二十扩展为可支配资源的百分之五十、六十或七十五。除了在“国防”、教育、健康问题上预先决策外，还能对食品、基本服装、公共运输、住房和家居服务（暖气、煤气、供电、供水、基本用具、也许还有收音机和电视）预先进行配置。把这些确定为资源配置优先目标，恰可与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格外重视军队、警察、司法制度进行形式上的类比；军队、警察、司法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
一旦大多数人民自由地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只要他们还未做出这一选择，建设社会主义就只是个政治目标，而非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社会需要（“丰裕”）将逐步得到保证。社会拥有决定经济运行的自主权以使丰裕成为可能。而且这也提供了一个尺度，依此来衡量进步。
一当我们从资产阶级民主推进到社会主义民主，对经济资源预先配置的比重将由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五。但这是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的，这些民主手段将带来较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各种系统的大规模预先配置资源的模式（“中央计划”），其选择听从于选民而非议会。决策将变得透明——也就是说，全部数据和统计将翻译成对广大人民有意义的具体而实用的形式。在广泛而多元的辩论之后，广大群众将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先目标。
民主决策的兴起，包含着重大的分权过程。只有总的框架（一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比例）由全国（某一天将由国际）来决定。所有其它决策将委托给地区、市政、部门和社区机构；在自由辩论之后，这些机构由民主选举产生。在此，有两项规则。首先，决策应在最容易实施的层面进行。其次，受决策影响的多数人应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来。显然，像如何防止并扭转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污染之类的问题，不可能在村一级形成有效力的决策；另一方面，一个拥有五千万居民的地区，也不可能标出在其范围内每一个十字路口的人行过道。不过，所有民选决策机构的运作都应遵循大选为资源配置优先目标所确立的总方针。
这种制度框架较之维系官僚化国家专制或资本专制的制度框架来说，权力更多地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而非由他人代理——在资本的专制下，广大生产者把决策权“委托”于一小批大资本家和高级经理，却从未被征询是否情愿这样做。这种制度框架的另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它从根本上把生态及女权问题提升为全体人民关心的问题。[41]
辩论之后决策一经做出，工厂就将为社会进行生产，所生产的社会产品又被转移到别处而集中起来。在制度上保证减少官僚的作用，涉及生产者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对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控制权。这里还是含有权力代理的因素，因为当前许多生产至少在现有的或可预见的技术水平上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需集中进行。 [42]不过，只要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在工厂中拥有大量决策权——其中很可能包括工人为满足自身消费或为直接用于交换而对部分现有产品的处置权[43]——他们对社会产品的真正控制较之在资本专制或官僚专制下还是大大增加了。
把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全部（或至少越来越多的）现有生产的完全社会化和计划化，在本质上植根于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完全相矛盾的。在马恩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为实现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使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社会化（社会占有），《哥达纲领批判》对此曾有解释。这种社会主义完全消灭了生产者下述权利的异化，即生产者有权根据其自身需要利用社会剩余产品——这种异化，与社会主义作为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定义是相矛盾的。
此外，控制社会产品的中间机构也要在多元的基础上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其代表可为全体选民所罢免。这类机构的活动应具广泛的开放性。我们所勾画的这样一种制度大大推进了官僚消亡的经济条件。要让广大群众参与国民会议，参与工人、妇女、消费者、居民及公民的各类委员会，以及这些委员会在当地、地区、国家和部门的会议，大大削减每周工作时间便是绝对条件。另一项条件是，人民应能免于为其本人和子女的物质需要而陷于焦虑。
有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在规划官僚的消亡时，让每个人都成了官僚。[44]可是，官僚并不是组织、集中化、行使权威的同义语，它意味着权力为一个脱离全社会并职业化了的特殊的（专门化的）职能集团所篡夺。当普通人逐渐掌握了这些职能时，并不会成为“官僚”。他们是为自身的利益并依靠自身来进行组织和管理——这才是我们所谓官僚消亡的涵义。
在其出版于1944年的著作《官僚》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位奥地利新古典或边际主义经济学派的巨擘，提出了维护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的经典而简练的论证。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有两种管理事务的方法，一种是“官僚化管理”，另一种是“以利润为目标的管理”。官僚化管理本质上是专制而极权的。即便在政治民主的条件下，国家干预自由企业——即福利国家——会妨碍利润动机并开启通往专制主义之路。[45]惟有自由企业和普遍化的市场经济才能保证自由。
自从苏联爆发制度性危机以及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垮台以来，米塞斯的这个观点被东西方理论家普遍采纳。正如阿列克塞·诺夫所概括的那样：要么是官僚化的（国家）专制，要么是自由市场，没有第三条道路。[46]
不过，冯·米塞斯及其追随者的推论存有许多弱点。在此我们只指出一些最基本的弱点。冯·米塞斯正确地把经济制度的性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联系。[47]按照他的世界观，事实上只有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可能的：私有制或国有制。然而这个立场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至少有四种截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1，直接生产者的私有制（马克思所谓小商品生产）；
2，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家以工资雇佣他人使用生产资料，并占有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
3，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广大生产者无从自由地支配生产资料（苏联所谓“命令经济”）；
4，社会（集体）所有制，直接生产者广泛地占有生产资料、消费品和服务（即我们所讨论的以民主方式建立的自治，或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只须片刻的思考，并具备十五至二十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基本知识，便足以看出第一和第二种形式之间的差异远甚于第一和第四种形式的差异。而且，对政治史的研究会表明，被米塞斯吹捧到天上去的第二种制度，长期以来伴随着广大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匮乏，甚至还带有残酷的专制。这样极端的压迫形式鲜见于第一种制度。在第四种制度下更难于见到。
米塞斯著作中的下述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看出其观点的重大缺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正是这一事实使雇佣工人得以免除任何人身依附。和资本家、企业家、农民一样，雇佣工人依赖于消费者的摆布。消费者的选择并不关心从事生产的人；他们关心物而不是人。雇主的地位并不能使他对员工有所偏袒或怀有偏见。……
“正是这一事实，而非宪法或权利法案，使工资收入者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自由的人。他们作为消费者拥有主权，而作为生产者，他们和其他所有公民一样，无条件地隶属于市场法则。将他们的辛劳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售之于打算购买的人，并不会危及其自身这种地位。他们无须对雇主感激涕零或阿谀奉承，他们所欠于雇主的，惟有以确定的品质从事确定数量的劳动。”[48]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它们不符合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处境，也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际发展（运动规律）。
雇佣工人“作为消费者拥有主权”吗？是的，如果这种“主权”归结为以工资自主地购买各种现有消费品和服务的能力的话。可是，难道在苏联这个专制主义国家经济中工人的状况不也是如此吗？当然，“主权”一词还意味着满足需要（尤其是那些被认为重要的需要）的能力。上两个世纪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充分发展了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主权”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在供给方面，限制来自产品和服务尚未实现丰裕，在“有效需求”方面，限制来自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不足。
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还能看到对消费者主权的第三种限制：即大垄断企业操纵消费者选择的能力——这一点在连锁超市所主宰的零售业部门尤其如此。正如美国许多社会学家（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表明的，面临着产品多样化的无止境发展，顾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忧虑和消费意愿的饱和。顾客往往显得不知所措：
“你冒着风险进入一家超市。商店经理对你的行为了解得比你更清楚——比如你会走哪一边，要往哪儿看。他会利用自己的知识无情地让你掏腰包。甚至大型食品制造商也得掏钱，以便让自己的产品在有利位置得以展示。这些制造商和顾客一样，被零售业巨头无情地操纵。”[49]
冯·米塞斯相当轻率地把市场经济的古典形态概括于如下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一种经济民主制，每一分钱都有权投票。”[50]每一分钱！麻烦在于，在民主选举中，每个选民都持有一票，但在市场上，并非每个人只算作一票。冯·米塞斯的“经济民主制”是个怪异的概念，它赋予多数人一票或两票，却赋予少数人上千票。倘若有55万个家庭每户拥有一千票，而一亿个家庭每户只有1.5票，那就很容易发现，一小撮大资本家将拥有绝对多数：五亿票对一亿五千万票。除非经历一场革命，大资本家的地位变得不可动摇。
今天这一信念的主要捍卫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同样简明的方式表明，自由主义者怎样歪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
“如果某个人的收入确实取决于他的劳作，取决于他出卖其服务所得的价格和他所购买的商品价格的差额——如果其收入从企业的观点看取决于收入与成本之差，等等——那么他就会有强有力的动机保证自己在最佳市场以最高价出卖其服务。”[51]
这或许是对普遍化的小商品生产的准确的经济学描述，这种小商品生产事实上从未存在过。但这番描述与资本主义的运作并不相符合。雇佣工人并不拥有“生息”资本，或者所拥有的数额微不足道。他的年收入的确取决于他的劳作，或者更准确地说，取决于他在那一特殊年份被允许做什么以及是否有事做。[23][52]让我们假设一个工人的年收入为30，000美元。而一个资本家的收入，则更多地取决于他的财产而非其劳作。如果他拥有五千万美元，如果平均垄断利润率为20%，如果他能得到二千万美元的资本增额，那么一年后落入他口袋的新增货币是三千万美元——这是工人的收入的一千倍。
一个拥有五千万美元的家庭还不够格进入“超级富翁”俱乐部。世界首富，据说是日本的巨头堤义明，拥有大约四千亿美元。[53]以7%的平均利息率计算，一年便会“生产”出二百八十亿美元，而无须堤先生动一下手指或冒最小的风险。一年间产生的这二百八十亿美元如果再投资，一年还会产生将近二十亿美元，而这又会在一年内派生出一亿五千万美元。……不过我们就此打住吧。我们适才所谈的资本积累的规模是一年三百亿美元，一天八千万美元，一分钟五万五千美元。毫不奇怪，另一位超级富翁保罗·盖蒂，当他被询及个人财产时回答到：“倘若我知道拥有多少，我就不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供给和不平等的有效需求水平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联系——这一联系同样基本上脱离了教条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视野。“有效需求”的分配——即实际购买力的分配——不仅使企业自发地对“能卖到最高价的市场”趋之若骛，而且往往意味着企业根本不会为低于平均利润水平的市场而生产。有时规模较小的企业会试图占领这些市场。但在成本居高不下，可选择的投资机会颇为充裕时，消费者的需求，更不必说“消费者主权”，便无法得到满足。
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廉价住房建设，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在长期内，这种廉价住房的建设一直在急剧下降，从1956年高峰期的447，000套降到1988年低谷时的41，000套。[54]结果便是当前住房的严峻短缺。然而，与此同时，却为富人修盖了成千上万幢别墅，这些别墅一年只有两个月有人住。在此我们且不谈社会正义这样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语言中，这类问题几乎不存在。可是我们有权问一问，“经济民主制”和“消费者主权”在这样的例证中是否存在。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收入分配包含着结构性的地位不平等。在冯·米塞斯看来，雇佣工人“免除了任何人身依附”，在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中，这种不平等被魔法解除了。如果米塞斯的这个观点意在比较雇佣工人与奴隶或中世纪农奴的地位，还算是个无可辩驳的正确观点。可是，如果它意指为封建契约所规定的依附是人身依附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并把“对雇主感激涕零和阿谀奉承”照着封建意义来理解，那无非是使问题混淆难辨。经济依附肯定是依附形式的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特定的收入分配形式总是再生产出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这种经济依附。
工资和薪金，不管是高或低，仅仅使广大工薪阶级得以享受某种水平的消费。[24][55]即便大企业的创立成本不断在增长，也不可能使工人脱离出卖劳动力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这种无产者的处境。劳动力的出卖价格围绕着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产品和服务的总成本而波动。
唯有资本家凭借资本（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所有权获取收入。这种收入不仅提供他们以手段获得基本消费品、服务以及奢侈品，而且使他们能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并额外雇佣工人。易言之：对于占压倒多数的工薪收入者来说，其终身收入的“储蓄率”微乎其微或等于零，[25][56]而资本家的储蓄率则非常高，对于最富有的资本家来说则近乎天文数字。[26][57]
收入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构性的地位不平等，不仅意味着雇佣工人在就业和消费水平上完全依赖于资本家阶级，[58]而且意味着雇佣工人在生产领域以野蛮的方式直接依附于雇主，缺少人身的自由。
在工厂中雇佣工人必须完全服从于雇主，不管他是否对雇主心怀感激。冯·米塞斯和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喋喋不休于竞争的好处，却从来不提生活当中一件明显的事实：竞争迫使减低生产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并且导致在生产中对工人尽可能实施最严格的控制，以便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劳动。这一切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性。
认为雇佣工人出卖其劳动力于雇主“并不会危及其地位”，这是完全不对的。他们的地位不仅每天都受到威胁，而且在工厂中他们事实上牺牲了一切自由和自主性，被迫隶属于老板的命令。
米塞斯写道：“消费者的选择关心的是物而不是人”，他这是任意地割裂经济这一总体。的确，如果在两双鞋之间据其价位和品质挑挑捡捡，那是在与“物”而非“人”打交道。可是，这双鞋恰恰是由人在别的物（生产资料）的协助下生产出来的。为了生产廉价的鞋子，资本家必须对活生生的人而非对于物加强控制。这些控制会抑制人所有的激情和能力，使其支离破碎，产生异化，而这一切与苏联式的“命令经济”并无二致。在“不受约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牢狱般的工厂制度是一种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在工厂中工人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要受到老板的支配和监督，个别人还会为这类“无利可图”、“没有经济效益”的活动而受罚甚至被开除。
“自由企业”决非国家专制主义的解毒剂，它不能保障更广阔的人类自由。不过，仍然存在着一条出路，一条第三条道路——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广大生产者/消费者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将多少产品配置于个人和集体消费的某些优先目标。没有谁提出过严肃的观点，证明这种与政治民主和公共生活中最广泛的多元性及公开性相结合的生产者的民主，其内在本性是集权主义或专制主义的。这种民主，较之官僚化的“命令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专制主义要少得多，因为它在根本上扩大了广大人民的自治和自决的范围。
由于无法回答这些观点，某些顽固坚持“不受约制的资本主义”的人就退守第二道防线。他们乐于坦承，“经济民主”就其真正意义而言产生于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模式，并且承认废除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经济民主的必要（但非充分）前提。可是他们仍然认为，这种经济组织模式较之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在本质上效率更低，且更浪费。
这种论调上溯到本世纪初的一场辩论。奥地利学派力图证明，没有市场，准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因而计划经济总是意味着配置稀缺资源的任意性和浪费。[59]虽然生产者/消费者在民主的自治制度中得到自由和自治，在消费品的供应上却不是这样。若与“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相比，而非以绝对量来衡量，消费品的供应（其品质和多样性）会大大受到限制。这样一来，教条的自由主义者企图把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掉转来反对社会主义：如果自由便是挨饿的自由，“自由”的意义何在？哈耶克在其最新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
“这样多的人要生存；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多数人活下来。……既然我们只能恪守相同的普遍原则以保存和拯救现有人口，我们的职责便在于——除非我们真的想让上千万人陷于挨饿——抵制那些旨在摧毁这些基本原则的信条。……”[60]
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纯粹属于诡辩。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中，一切经济计算必然是不准确的。只要经济主体分散地行动，劳动尚未完全社会化，统一的总体实践便是不可能的。每个独立的主体不断改变着总的情势，从而修改着经济计算所需要的信息。托洛茨基所嘲讽的那种“全能的智慧”（见本书第一章），从来不可能存在。
如果私人企业或垄断巨头能准确地预计生产成本和销售收入，市场的作用在于何处呢？市场的功能恰恰在于，在企业变更其计算和预期的基础上给出信号和信息。而这意味着最初的计算是不正确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做出变更了。
一切经济计算和预期所固有的这种难免的错误，本质上植根于：（1）不可能准确预期成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行为；（2）由于技术淘汰、利润率涨落、经济形势变迁的的不确定性，不可能了解长期固定资本折旧的确切期限；（3）阶级斗争对工资成本的影响无法预料；（4）获得信贷的难易程度及信贷成本不断在变动。我们还能增加许多其它因素，但上面这些因素已经足够了。
因此，结论是让人惊异的，就企业进行准确的经济计算和预期的能力而言，私有企业的地位实质上并不比“中央计划”体制下的企业更优越。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
这是否意味着私有企业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在进行成本计算和预期未来收入时，对一切都茫然无知呢？当然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无论计划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连一年都不能维持。尽管两种制度都不能进行准确的计算和预期，在实践中他们会应用不断近似的方法。他们会通过对重置投入的价格重新计算，来调整实际的成本价格。他们会通过更精确的市场调研以不断改进对消费者行为的预期。他们力图预期产品创新和生产工艺创新的效果。[27][61]
所有这些矫正措施都不可能完全克服经济计算及预期的不准确性。而且，为这种不完善需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代价是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总危机，以及一部分资本家的破产。在苏联式“命令经济”中，这种代价则是那些在资源配置目标中不重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结构性生产短缺，以及与此相应的部门间不平衡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大企业中应用的虚拟价格与有计划的一体化自治制度内的价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似性，这一点绝非偶然。哈耶克较冯·米塞斯更为现实些，更少些教条。他看到了每个资本主义经理都看到的东西：在任何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计划是经济管理的必然构成要素。[62]实践倾向于证实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在答复自由主义有关社会主义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的教条时，提到了逐步近似计算以及应用虚拟价格和准价格的潜在可能性。[63]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多世纪的运转中本质上建立于市场机制和市场价格计算的基础上，是不现实的观念。市场关系的无数鼓吹者（包括最近的阿列克·诺夫）认为，在工业化国家成百上千万的产品的价格是由供求规律确立起来的，[64]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供求规律的确时常影响着土豆、袜子或电视机这些产品的价格涨落，但并非总是这样。另一方面，供求规律对于诺夫的数百万篮子里的绝大多数产品肯定不会有影响，这种篮子基本上必须由工具、机器、机器备件组成。在此起作用的是资源预先配置和利润动机的结合。大多数大型机器是依据订单建造的，而不是市场上的可供选择的现成货。不是“竞争”引起生产。所生产的仅仅是被预订的产品。价格的涨落不是由竞争的影响引起的。大多数零件根本不是商品，而是应技术系数的需要而生产的，在生产线上组装起来的汽车零部件便是这样。它们没有真正的价格，也就没有价格涨落。
大部分这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并非以市场价格计算，而是以“准价格”来计算的。一个大型汽车联合企业的底盘制造部门并不是在供求规律的基础上计算底盘的成本的，因为底盘并不是卖给生产线的。[28][65]底盘建造部门不过是在早先生产出来的汽车售出以后，把过去计算过的成本又运用于将来。在这种成本价格的计算中，并未算入投资于底盘生产的资本的利息。
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倘若在资本主义经济及苏联式的“命令经济”之间，经济计算的不完善性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的话，我们怎么解释苏联的“命令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间更为严重的经济失调呢？苏联式“命令经济”就经济增长而言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我们的回答与本书所阐发的对于官僚的分析是密切相联的。由于经济性质、收入的来源和形式的关系，官僚及其所控制的“命令经济”较之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更形保守、更不灵活、更难适应于新的挑战、对环境的瞬息万变反应更呆板。只有在尖锐的危机时期、或者在资源配置上居于优先地位的部门是例外。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在苏联式的“命令经济”中，由于缺乏一个自由市场，从而无法获致经济运转不灵的信号。事实并非这样，毋宁说苏联式的“命令经济”对所得到的信号反应更迟缓，这是因为官僚有一种内在动机想要歪曲信息，或者阻碍信息的传输。
至此我们需要做一番比较。资本主义经济越是变得垄断化，垄断企业（不仅私人企业的官僚，而且还有金融巨头本身）的行为越是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就象苏联式“命令经济”所常见的那样。戴维·F·诺贝尔提到：
“仅仅在经济学家的规约论的想象世界中，有关新技术的决策才严格地是在十分讲求实际的评估和对成本-收益的精密分析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这并不是说，赢利不是动机；赢利是动机。……事实上，现实世界比任何经济学模型要复杂得多，这些决策更多地建立于预感、信念、自负、快意和交易的基础上。不管依据什么样的经济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有多么丰富，都是暧昧和值得怀疑的。
“这一点不仅使新设备的采购者感到困窘，而且使得试图客观而独立地评价一项新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的调研人员为之苦恼。可靠的数据要么根本没有，要么接触不到。……由于公司害怕在工会（工资）、竞争者（价格）和政府（规章和税收）面前暴露（进而危及）自身的地位，它们喜欢占有信息。数据并不都是妥善地表列出来放在抽屉的某个地方。它分布于各部门，这些部门都有预算，一个部门为这些数据付出了代价，另一个部门为得到它也要付出代价。此外，完全有理由相信，现有数据是各部门为免受批评或提高自己在企业内的地位而提供的为自己服务的信息。”[66]
苏联式的“命令经济”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无力使经济增长最优化，在这一点上两者间的相似之处远大于差异。这再度表明第三条道路是合理的。因为，在一个以民主方式进行计划的自治经济中，生产者为实现合理的技术进步而尝试各种机会的动机会十分强烈。他们的劳动时间，以及闲暇或“实际生活”时间，将与生产时间的节约相挂钩。在自由选举出来的消费者代表的严格质量控制下，只要生产出既定数量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就会将此称作一个工作日。倘若一项新技术意味着在劳动四小时而非七个或八个小时后回家，工人们有谁会拒绝尝试这种技术呢？
上一节涉及的“合理的技术进步”一词，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开辟了一个崭新领域。
自由主义者假定——有时心照不宣，有时建立在复杂的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合理性与宏观经济合理性是恰好一致的。后者在计算时被归结为前者的加总。不过，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假设——这还不仅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新自由主义者力图通过某种方法以货币为单位来计算这种外部性。
企业的效率最大化并不会自动地等同于宏观经济的效率最大化。[67]譬如，为增加赢利率而削减就业人数，尽管会惠及一千家企业使其赢利2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会由于产量损失和失业救济使社会耗费40亿美元。[68]
在基础设施、健康和教育的公共支出上可以看到类似得失。对个别企业（及个别资本家）来说，削减这类支出会在税收上一年节约100亿美元。让我们暂且同意天真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的假设，这个假设在里根和布什当政期间为美国经济证明是错误的：节约下来的这100亿美元会自动成为投资，并通过乘数效应一年内使现有生产增加200亿美元，或在五年间增长1，000亿美元。
然而，由于公共支出水平的降低，会使桥梁和道路因失修而产生更加昂贵的运输费用、会在产出和出口上因培训标准低劣而带来损失、会造成病退和事故的增加。如果我们计算出五年间的总损失高达1，500亿美元，那就再度证明，微观经济中的“最优化”不同于宏观经济的合理性。宏观经济的更大损失会抵消私人企业的较高利润而有余。
单纯的经济标准还不足以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进行充分的比较和估价。我们还需在分析中引入宏观社会合理性（最优化）的概念。
经济效率并不是人类努力的最高理想，而仅仅是实现人的福利、满足人的需要和抱负的工具。倘若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与这些目标相冲突，倘若追求经济效率导致群众性屠杀甚至核战争，倘若这种追求破坏了千百万人民的生理和精神上的健康，倘若这样做危及人民居住的环境，那么追求经济效率就必须受到限制，微观经济合理性应当完全隶属于宏观社会最优化。[69]
有人曾经主张，恰恰是市场，会通过市场价格和利润动机的压力，使企业进行这种计算。据称，如果让造成污染的企业因污染环境交纳高额税赋或课之以罚款，企业便会寻求替代技术。
这种观点应和了资本主义辩护士的论调。税收和罚款并不总会起到禁绝作用。只要现有技术能让企业收回投资成本，只要企业的法律部门能为企业找到减轻税罚的各种办法，制造污染的企业便会继续污染下去（也许不若先前那么严重）。此外，准确地衡量污染的后果及其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威胁是不可能的，在长期内尤为如此。人类为之承受的痛楚及健康所受到的破坏，完全不可能以预期收入的减少来表达。
在所有这些领域，价值判断和资源配置优先目标的等级制起着作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想当然地把“国防”和以警察保护私有财产当作“绝对价值”[70]，可是，在价值判断上社会完全有权把所有孩童的高水准教育、所有社会成员的高度健康水平，作为不取决于学校和医院成本、教员和医务人员薪水的绝对价值。
只有当税受和罚款能导致将企业充公，它们才能被看作防止进一步破坏环境的有效工具。但在这种情形下，“自由企业制度”的捍卫者会叫嚷起来，似乎它们所面临的是某些技术被禁绝利用。
一旦赋予经济效率问题以恰当的位置，便会看到，把微观经济合理性与宏观经济最优化相结合的需要与普遍化的市场经济是相抵触的，只能实现于民主的计划制度。在第三章我们已经为此有所略述。
要再次予以强调的是，我们并不主张迅速消灭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将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都存在。我们的解决方法，包括通过一种稳定的通货和消费品（不包括那些免费发放的消费品）价格体系，对生产成本进行准确的计算，这种计算同时受到供求规律的校正。这样一种制度与普遍化的市场经济（不论生产资料私有与否）之间的差异，在于经济和社会作为总体的长期发展上面——占总资源譬如50%或75%的主要稀缺资源的配置，将由广大群众预先以民主方式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市场的任意波动。在资本主义现实中，这种波动是由大银行的帐户决定的。
新自由主义有关专制主义的论断，与巩固和扩大人权是相敌对的，这种论断与其关于微观经济效率的独断主张事实上是相矛盾的。在私人利润最大化这个微观经济原则中，存在着一种不容否认并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非正义的成分。最近，菲力普公司决定裁减40，000名工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工人在劳动市场索价过高而惩罚他们。即使我们假定菲力普公司的工资成本过高（高出10%或20%），这在计算机生产的总成本中仍然只是一小部分。把工资成本削减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菲力普计算机的成本只能下降2.5-5%。而在计算机生产中一直存在的亏损远甚于这点差别。
事情的真相是，裁减员工起因于投资决策失误、生产模型设计不当以及对市场行为的错误预期。所有这一切都是管理自身的责任。可是，对这些决策毫无发言权的四万名工人却成了错误决策的牺牲品。
为利润驱使的资本主义生产产生出普遍的经济社会危机，这件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这些现象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并周期性地导致群众的大规模反抗。尽管麦克斯·韦伯假定技术约束会使这类反抗不再可能，二十世纪的历史却证明恰恰相反。
新古典保守主义面临着下述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不惜代价地捍卫利润动机和私有财产，把它看作头等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维护和扩大公民自由与人权。在情势危急之际，观点不可避免地倒向“经济效率”一边以约制人权。
冯·哈耶克是这种反动转变的可悲例证。他不仅呼吁限制普选权，甚至希望向宗教、家庭和传统权威回归，[71]历史的车轮正好饶了一圈。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或其维希式版本的合法继承者，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捍卫的历史事业的公开敌人。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的维护者，没有这些官僚，传统的权威及其价值体系不可能强加于社会。
类似的社会历史危机在一个反动的社会秩序的支持者中间会产生类似的意识形态反应。不过，在斯大林主义的梦魇之后，社会主义者又能象他们一贯所做的那样行动了（许多社会主义者从未停止过像这样行动）——成为最坚定的人权卫士，拒绝为微观经济效率这类偶像牺牲自己的原则。
那些鼓吹苏联全面市场化的人，不仅为西方的假自由主义者，而且为社会民主党人所喝彩；他们公开表示要防止过度的公开性，以免公开性成为改革的障碍。[72]真正的抉择尚留待于未来，这种抉择是在“命令经济”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国家、官僚、物质匮乏和商品生产的消亡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的确，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容易的——否则社会主义早就存在了。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既定制度的消亡，是维系这一制度的社会生活形式和思维形式以及个人、集团和集体行为的特殊动机的逐渐消失。这些东西业已伴随我们若干世纪，倘非数千年的话，不过他们决非一直存在着的。因此，尽管其消亡是艰难的，但是这种消亡如同它在人类历史上经验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并非与“人性”是不相容的。
通往自治之路的最重大的障碍起因于一个实际的困难，而非意识形态的神话或偏见。在现有的技术和组织的发展水平上，专家的知识是属于专家的知识，而这些“特殊集团”在长期内仍然会存在。人为地消灭这类特殊集团，会给财富和广大人民的福利带来灾难性的倒退。因此，以专家们的相对权力换取目前的消费及福利这种关系，还不得不在未来维持很长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根子还不在于提高普遍的文化和技能水平。即便在卫生部门工作的所有人都一直读书到18或20岁，他们也不可能都去做外科手术。换言之，劳动的社会分工不可能简单地被“废除”，而只能逐渐地消亡。
从熊彼特那时起，人们就常常提及社会保障作为这方面的例子。东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增加了在养老金、产假和残疾人补助等事务的立法上的复杂性，结果造成在大多数情形下要运用数十种不同的条例和法规。个别工薪收入者要保护自己，不可能指望撕破这张有无数条规织成的网。因此我们依赖于专家，即官僚，要么是国家和准国家机构的官僚，要么是公民组织的官僚。[73]
这是自治的真正障碍。不过，这一障碍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抵消趋势。首先，我们必须把权力关系和权力的委托代理与涉及专业知识的权力的运用区分开来。将社会劳动（可支配资源）配置于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决策权，应当成为并且也能够成为广大公民的神圣权力。只有在这种决策权落于政府部门及国家官僚、大企业或“市场”手中时，才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异化。可是，不可能真地认为，广大群众被褫夺了动手术的能力，这种能力集中到了“一小撮”外科医生手里。尽管病人有权得悉足够的医疗信息，这种观点却是反对一切科学的无知偏见。
第二，科学和其它专门知识的极端复杂化，非但没有助长专家的权力，反倒决定性地限制了它。权力总归是社会权力，是一些人对于其他人的权力。一位外科医生拥有处置病人的权力。一位能源专家则拥有对于外科医生的权力。而一位建筑师或市镇规划人员则拥有对于能源专家的权力。食物标准的制订者则对所有人拥有权力。不过，每一种类似权力都会由于专门化知识的增长和普及而减小。整个社会拥有至上的权力以决定多少资源应由外科医生、能源专家、市镇规划者、食品标准制订者来处置。随着权力越来越社会化，官僚的权力在缩小而非增长。
第三，如果社会保障基本上建立于非货币、非市场机制上，在社会保障事务中必须通过专门渠道获取信息的趋向便会大大减少。倘若社会保证养老金领取者、孕妇、残障人士或大学生可以免费得到某些产品和服务，针对每一个案的繁文缛节就不那么必要了。
通往自治之路的更为严峻的困难，来自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劳动的客观社会化与基层社会生活日益加强合作的趋势具有矛盾性质。它们包含着集中化和分散化这两种并行趋势，这些趋势使中介机构不可避免。
一架喷气式飞机上有五十万个部件，它们需要五十万种独立的设计。极其可能的是，要有上万工人在最大限度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协作（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生产最终产品。同样可能的是，在工厂、办公室或一体化小组，有意识的协作会完全代替管理等级制，这种等级制的逻辑更多地取决于榨取剩余劳动的需要，而非取决于技术约束。
不过，事实仍然是，聚拢所有这些设计和部件需要有固定担负着中介职能的机构。难于想象这种中介任务不再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形式的全日制工作。这一分工形式在一种全新的技术诞生之前是不可能消亡的。这些职业中介机构至少还有可能拥有对于人民的某些权力。
生产过程中的事实同样存在于分配、运输、电信、文化、卫生各方面。会不会有这样的医院，其规模较小，与社区条件相适应，从而在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不再需要有中介？一间配备有最新设备、有效率、最小规模的医院，也必须有行政人员，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如此。病人不可能一步入医院就择定他所中意的病床。因此，作为中介的行政人员会拥有对于病人的权力，这仍将是病人遭受虐待的根源。
更为麻烦的是那些在国家消亡过程中仍然持续存在的各种冲突：社会、个人和集团利益之间的冲突；本地、地区、国家和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同年龄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少数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等。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开始——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为全人类带来纯粹的和谐。他们立足于未来趋势和从历史得出的证据，坚决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便存在严重的冲突也不需要由任何“特殊机构”即国家和官僚来解决。各种不再承担压迫职能的社会组织——学校、“扩大的家庭”共同体、社区、工厂委员会、生产者/消费者会议等——会化解这些冲突而无须外在的“帮助”。[74]
有人可能会想，这种处理方式即使不会产生新的官僚和压迫机构，在解决过渡时期的冲突时会带来任意性和不公正。诺贝托·巴比奥在批判直接民主并为“以法治代替人治”热情辩护时，便持有这种观点。[75]这种观点无疑包括合理的成分。
法西斯主义、军事独裁、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漫长而惨痛的经历教育了所有社会主义者，就普选而言，倘要对不公正现象稍加限制的话，成文法是必需的。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不公正对工农的危害较之对知识分子更为严重。[29][76]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革命爆发之前就强调过这一点。[30][77]
巴比奥追随韦伯和早期自由主义哲学家，纯粹从形式上界定这一问题，这样做并无助于消弭或减少任意性和不公正。[78]把“法治”和“人治”对立起来是拜物教思维方式的例证。即便人治在此被理解为专制暴君的统治，把二者这样对立起来也是不妥当的。[31][79]这样做忽略了下述事实，立法者并不是由法律程序规定的机器，而是与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利益密切联系的活生生的人——美国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80]
与“人治”全然对立的唯一可能的“法治”，大概是由机器人主持正义。这样的法治是否具有本质上的优越性尚有疑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无论如何不会出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尽管存在着“法治”，触目惊心的不公正判决仍俯拾皆是。魏玛共和国的法官们有组织地释放谋害工人和左翼领袖的罪犯便是一例。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释放对波伦亚爆炸案负有责任的极右翼分子。[81]
人类若要反对不公正的法律以有效地维护自己，必须具备物质上的条件，这些法律由于法官的不公正而变得更加不公正。“法治”仅仅给人民带来最低限度的平等和正义，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法治”：延聘律师人人平等，陪审团审判的制度化，通过选举任命和罢黜法官。在理论上，这些措施同样会导致不公正现象或保守派所谓的“暴民统治”。但这样做无论如何把“法治”和“人治”结合了起来，而非使两者相对立。
把自治与成文法、直接民主、多元主义及公共控制相结合，在我们看来是从根本上减少任意性和不公正（不是彻底消灭，这是乌托邦的幻想）的基础。而这意味着社会物质利益的冲突本身应给予承认，司法当局不应该仅仅力求避免爆炸性冲突——不应该仅仅为了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以宽容和社会共识为名很容易对身受现存秩序之害并起来反抗的人越来越不宽容。[32][82]
在苏联，新自由主义者采取了一种近乎犬儒主义的不宽容态度。譬如，艾弗里姆·车尼亚克就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写道：“必须提到历史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不允许脱离时代的具体特征来评判一位历史人物的品质。尽管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为奴隶制辩护是不可接受的，但对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人来说并非如此。”[83]我们想知道，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人指的是那些人？奴隶和奴隶所有者及奴隶制的辩护士难道不一样都是人吗？奴隶难道不曾起义反抗奴隶制吗？Toussaint L’Ouverture难道不是和奴隶制的辩护者罗伯斯庇尔同属十八世纪吗？他起来反抗是错误的吗？严厉谴责奴隶制的孔多塞又如何看待呢？以“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性”为名（这些词是从斯大林主义者那里舶来的），这些挑剔的新自由主义者把所有那些与胜利的资产阶级相决裂的人都毫不宽容地排斥到历史之外了。
自从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政权分崩离析以来，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旧调重弹，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危险倾向。自然，如果认为像斯大林这样的犬儒主义现实政治家其动机是想实现一个“乌托邦”，那多少有些怪诞。可是，在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看来，实现“理想社会”、“地球上的天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全面和解”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激情，很可能导致不择手段、导致国家专制主义的恐怖。这一来，便在出现于苏联、中国、东欧、甚至波尔布特的柬埔寨的悲惨现实，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甚至马克思及所有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
就其要旨而论，这种论证方式完全搞错了目标。若非故意歪曲，它包含着对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误解。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说或“世俗化宗教”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没有天真地梦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实现全面和解，没有预言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将来会完全消失，也从未企图强迫让人接受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绝没有无视手段和目的的辩证法。[84]本书的主题正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其根本主张是劳动者的自我解放，而不是把人民的幸福与其自身愿望对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者真正主张的是，在人类实践与自然之间，在盲目的个人主义与社会的普遍需要之间，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根本性地减少各种冲突。今天有越来越多的非社会主义者出于人类自我拯救及生存的原因，也视此为迫切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通往斯大林主义和通往奴役之路”这个公式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恶意虚构，它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从渐进政治的观点看——所产生的后果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是不是乌托邦？把用在这方面的力量用于逐步改良现存的“开放社会”难道不更适宜吗？为举手可得的改良而斗争与追求“最终目标”及建立一个新社会之间，难道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吗？对统治阶级和国家进行全面批判并发起“强有力的”挑战，难道不会挑动他们抵制现行改良、甚至挑动他们报复吗？这样做客观上不是破坏了政治民主制吗？只有围绕一套既定的社会价值体系形成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政治民主制方能运作。
当前，这种对于乌托邦思想的诘难被用来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对乌托邦一词的界定是有局限性的——这又促使我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一番深长思考。[85]倘若“乌托邦”被界定为不可能的或无法实现的理想，那么在政治上为乌托邦而斗争显然是徒劳的——尽管乌托邦还有一种道德上的意义，甚至会成为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手段。
一旦我们与这种形式主义的、机械论的、非辨证的界定相决裂，“乌托邦”的含义也随之而变。前述定义在“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制造了绝对的对立。首先是列宁，在列宁的著作中首推《怎么办？》，曾提到“梦想的权利”、甚至“梦想的必要”，只要这种梦想涉及的是尚未存在、但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实现的事物。[86]要使梦想成真，不仅要具备物质条件，而且需要努力、计划、行动的意志、以及付诸行动的能力。[87]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从未存在过，一些人无休无止地以此为理由反对人类的进步。可是，废奴斗争是乌托邦吗？须知奴隶制的存在曾超逾一千年。废除农奴制的愿望是乌托邦吗？宗教迫害，包括在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至少在五百年时间内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实”。那么，试图建立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是乌托邦吗？在数百年间，议会制存在于非常狭隘的选举基础上，为普选权而斗争便是乌托邦吗？为什么废除雇佣劳动和庞大的国家官僚在今天便注定是乌托邦呢？雇佣劳动制和国家官僚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才不到两百年。在渐进的改良主义之外走一条捷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经验上看也是合理的。乌托邦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逐步实现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之一。譬如以奴隶制为例，如果革命的或“乌托邦式的”废奴主义者局限于一个“特定制度”内为改良奴隶的生存条件而斗争，那么废除奴隶制当初就不会实现。
从历史的进步的观点来评价一项特定的事业，必须提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一事业因为想要消灭非人道的生活条件就值得向往吗？——这是为之而斗争的充分理由吗？第二个问题是，这项事业是否可能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含义是，新社会存在的条件尚未成熟，但一直在现存社会中发展着。马克思在谈到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时恰恰采取了这种方法。在本书中，我们也遵循这种方法。
我们曾提到，为改良而斗争与为革命做宣传（准备）之间并不矛盾。一旦资本家获得更高利润的目标受到威胁，“共识政治家”便会背离改良，甚至牺牲早已取得的改良成果。与此相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是现实改良的最坚决的斗士。真正的矛盾存在于摆脱了桎梏的群众运动（包括议会之外的行动）与共识政治之间。
除了维护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致力于重大的改良。这样做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它是与提高劳动者的自我能动性和自我组织水平的政治心理前提密切相联的。
革命不会也不可能每天都发生，革命也不可能年年发生。革命是爆炸性的社会矛盾和爆炸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周期性结果。要把这两个因素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广大群众必须具有伟大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力只能在非革命环境下，在争取重大改良的的斗争中，通过发挥自我能动性、进行自我组织才能发展起来。[33]
归根结底，把革命社会主义者称作危险的乌托邦主义者，是以维护共识政治为前提的。这种共识政治要求各阶级之间互相宽容，以此作为议会制政治民主的必要保护。在某些人看来，工人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不仅从长期看是行不通的，而且是公民自由的潜在威胁。[89]
这种观点的致命错误在于，它没有看到，在阶级社会一切阶级共识都具有片面性，它排除了针对现状的任何真正的挑战。譬如在印度，从共识政治的眼光看，下述局面是正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首陀罗和穆斯林）仅仅占据着百分之四的政府和公共部门的高级职位，而上层种姓婆罗们，少于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却占居着百分之六十八的职位。在这一不公正现象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共识，被看作是保持民主制度的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力图使这种配置更加平等的任何建议，即便为议会多数所支持，也被认为具有危险的“颠覆性”。总之，被剥削者应赞同资本主义剥削，只要剥削受到某些法规的约束。可是，尽管大多数人民要求废除剥削，被剥削者却一仍其旧。
有人用渐进主义的政治哲学反对我们的观点，这种政治哲学据说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在他们看来，共识政治会逐渐削弱统治阶级与改良的对立。倘若所有人都接受这种“游戏规则”（议会民主制的游戏），社会立法便会逐步减少资本主义和官僚化国家的重大弊端：温柔点，温柔点，被逮住的猴子。意大利的相同格言则叫：走得平稳才走得好——而大众的智慧又恰当地添加了：永远也走不到。[34][90]
上述观点忽略了基本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社会的阶级权力的结构性质，这些生产关系和阶级权力为越来越独立并难以驾御的行政部门所支持。它们不可能一点一滴地被改变，就象人不能一点一点地受孕那样。除非压制庞大的货币财富，否则不可能削减其权力。已故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拉夫·帕尔梅，在生平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中运用了下述口号：给予我们议会多数；否则统治瑞典经济的十五个家族会同样统治议会。在四十五年的改良和社会民主党几乎不间断的统治后，瑞典经济仍为十五个家族所统治，由此可见，再过一百年情形大概也难以有什么变化。这难道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渐进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吗？
问题并非是出于教条和“理想主义”而追求某种遥不可及的目标。瑞典的资本主义在公元1990年自然不同于在公元1932年，而且变得不那么令人厌恶，更不必提在公元1890年或1832年了。但它仍然是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利润动机仍然意味着工厂会周期性地倒闭、工人被迫领取失业救济、工资被削减、社会保障利益减少。在工厂内，劳动的节奏会加快，劳动的异化会更严重。[91]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反对这些社会弊端。我们看到，即便最杰出、最一贯的渐进主义者也未能根除这些弊端。因此，共识政治从历史上看是软弱的，它想挽救资本主义，并且事先就拒绝革命。
此外，共识政治还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更多的群众中散布政治失败情绪。尤其是在“电视政治”和“民意调查政治”的时代，这样做使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受到侵蚀，从而使双方成为鲜有差别的“中左”或“中右”。 照这种失败情绪看来，再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政治选择了。这种情绪酿成一种政治上的冷漠，这种冷漠对于民主和自由是否还能存在显然是危险的。正是那些指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破坏了议会民主制的人，通过其日常政策破坏了民主和自由，这是自相矛盾的。[35][92]
最后，共识政治把资产阶级福利国家抬高到这样一种地位，把它看成代替“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唯一有可能实现的进步选择。第三条道路仍被排除在外不予考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更不必说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值得向往。
我们有意提到资产阶级福利国家，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渐进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让资本家从事生产，让政府以一种更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可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对“增长的果实”进行更不公平、更不平等的分配又怎么办呢？渐进主义者此时只能机械地重复：没有选择，没有出路。
关于福利国家的局限，目前已有了许多研究。譬如，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