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教派主义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
World socialist revolution today
sectarianism vs. revolutionary Marxism
埃内斯特·曼德尔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政治实践的构成因素
●世界局势及其主要动力
●现时准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 教条主义的教派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基本分歧点
●今日的第四国际是什么？它正在试图变成什么？
【以下这篇原稿是埃内斯特·曼德尔事先为了1994年11月11日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会议而写的。在那个会议上，曼德尔与斯巴达同盟的一位代表辩论，而会议本身则是斯巴达同盟者所组织的。为了无产阶级民主（让听众有足够时间发言），曼德尔同意把他的原稿缩短到半小时的演说。
作者在校订目前发表的这篇原稿时，还加了一些另外的评论。
这不是最后的版本。希望这篇文章的修改了的、扩大了的版本，将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而且有好几种语言的版本。（译者注：由于曼德尔在1995年去世，这个工作恐难在短期内完成。由于这篇文章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非常重要，所以译者先将它译出。）】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以后，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剩余价值论是基于他的改善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了他的发现：商品生产是与在互相独立的情况下所实行的私人劳动相符的。
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分隔，最终地说来，是从以下的事实而来的：以工资为生的阶级已被从它的物质生产手段、生产它自己的生计的手段切断，这些生产手段已被资产阶级所侵吞。因此，工资劳动者不得不把他们的（已变为商品的）劳动力，卖给这些生产手段的拥有人。
因此，确切地说来，资本主义是与人和人之间（阶级之间）的关系相符合的，不是与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相符合的。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条更一般的论题，对各种形式的人类社会都适用。这些总是特定的，跟着产生特定的运动规律的、特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当关于费尔巴哈的第11条提纲的中心观念明确地发展起来时，它就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范围。对阶级社会的明确分析，就会导致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是由阶级之间或阶级中的主要部分之间的对抗利益所决定的，它在历史中占有首要地位。
它们〔指阶级斗争〕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首要地位。为了始终如一地保卫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使之在物质上、道义上不再受到那个社会所强加给他们的苦难，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之以一个自由协作生产者的社会，就是必需的了。
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是推翻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它还是不够的。这个任务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只有工资劳动者阶级，即是列宁和普列哈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纲领上所定义的（所有那些为了经济理由出售他们的劳动力的人们），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权，才能够打破后者对主要的生产、交换手段的控制。（1）在大地主仍是一个不同于资本家、控制土地的阶级的地方，剥夺他们的所有权，一定要与剥削资本家所有权的行动结合起来。
正如恩格斯在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和与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拥护者争论中所指出的，如果不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他们的所有权的行动就不会成功。恩格斯之与拉萨尔信徒争论，是因为后者成功地把一部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观念，引进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内。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好的分析，就是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分析。虽然真正的工人国家仍然是一个国家，但是它是从它诞生那一天就开始消亡的一个国家。劳动大众的一般化了的自我管理、自我活动，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基于强制的关系，开始被基于自愿接受的纪律、习惯的关系所代替。
但是，要使这件事尽可能迅速、平稳地发生、还需要一连串先决条件。新社会的大多数因子，应该已经在旧社会内部成熟。工资劳动者应该已经占现存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一般说来，应该已经获得高水平的技能、比较高水平的政治经验，以及足够水平的文化。
换句话说，第一批工人国家应该在经济上最发达国家产生。
可是，正如托洛茨基早在1905—06年所正确地预测的，这不是世界革命真正过程将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已被不平衡暨综合发展规律这个可能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描绘了它的特性。
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相对地落后的俄国，不是在德国、法国、英国、或意大利，更不必说美国了。虽然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有大无畏精神和强烈意志这种优点，而且的确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取得了政权，但是它在这个基本上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即使我们加上了贫农，这个无产阶级仍然是俄国社会的少数。
还有，俄国无产阶级在文化上不发达，而且没有长期群众政治活动的经验。那么，孟什维克是不是说得对：在这些情况下，夺取政权是错的？他们说得不对。当时的选择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当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一个可恶的半法西斯/前法西斯专政”。（2）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达的恐惧，即在这些情况下“一切旧的讨厌事物”会重新自动出现，却证明是言过其实。很多这些事物出现了。但不是全部。
布尔什维克希望以快速地扩张革命首先到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去，来克服俄国的落后性沉重地压住他们的负担。这个扩张是发生了（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1918—1920/21时期来到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但是这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期望的迟来了许多个月。引致这个迟误的主要罪人（他们自己日后为了这个迟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以及在较少程度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意大利社会党、工会的部分领导人。而这个扩张并没有得到胜利。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之中，负担着所有因此而来的后果。
世界革命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失去了同步的过程。它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停留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些情况下，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要保卫它自己，对抗国内的、受到许多帝国主义强国支持的反革命。它以后还要保卫它自己，抵抗德国帝国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野蛮侵略。在1949年及以后的中国的情况中，当社会主义革命来到了那个国家，它不得不要保卫它自己，抵抗美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当它在1949年以前还是一个半殖民地时，它还要保卫它自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虽然这些革命成功地克服了军事侵略，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对它们而言，却证明是更为危险。俄国、中国的官僚化工人国家，却未能克服那个压力。但是，即使这些国家有了在质量上更民主的工人国家，它们也不能够完全实现那个目标。要使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只能是世界革命胜利地扩张到足够数目的工业先进国家去。
这个非同步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各部分。这不但发生在世界规模上：帝国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就是最赤裸的证明。但是，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收入的差异：在男女工人之间；在熟练、不太熟练工人之间；在成人劳工与儿童劳工之间；在工会、非工会工人之间——而且受苦难的、边缘化了的阶层越来越大。
我们必须以斗争来克服这种分割现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导致这个现象的物质条件是与不同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压结合在一起。这些不同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时常是反动的：反对妇女、反对“外国人”、有时是纯粹种族主义的偏见。由于世界革命的这种非同步的过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因此是在极大程度上，用斗争在世界规模上，锻造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团结和统一——如果我们用法文来说的话，就是solidarite sansrivages(即无边界的团结)。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内部的斗争（即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它与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实际展开的阶级斗争分不开的。从这点看来，建立一个国际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就是极端重要的了。
社会阶级的客观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思想上所作的另一个跃进，是他们把社会阶级定义为客观的现实，独立于，例如，被剥削阶级对他们自己的看法。
奴隶，是因为他们从事奴隶劳动而被定义为一个社会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奴隶思想”。美国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从事工资劳动，而被定义为一个社会阶级，即使它的相当多的人认为他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说，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无关的、不重要的。他们用德文所称的Selbstbewusstsein(自觉)的程度，是对工人群众组织所要经过的连续阶段非常重要的。
工资劳动者阶级的自觉，共同决定了它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对它强迫的形式。
当一个单独的工人在工厂中与老板发生纠纷时，他是无助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老板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而使他士气低落。他如要克服那种无助，就只有首先在工厂平面上组织起来，那就是，以最小的财政资源，来组织一个工会。
阶级觉悟的各个阶段
因此，工会意识是阶级觉悟的最初形式。
在工厂中，组织起来对付了老板以后，如果这部分工人阶级已经有了选举权，下一个逻辑上必要的步骤，就是组织工人政党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政党。不管这些政党的思想是怎样，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这在好几个重要的国家都还没有实现，例如美国、印度、阿根廷、土耳其，虽然它们都有强大的工会存在。
最后的阶段应该是，工人政党取得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大体上达到这个阶段的工人政党有：从1880年代开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沿着德国道路走的许多欧洲国家，以及在同一时期内具有较小规模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1914年以前的）美国，由于是在有限的其础上，所以是中间的形式。
在阶级意识发展各个阶段的理论底下，就是对实践的极端重要性的了解。
活生生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任由过去、现在的新经验资料来证实。它总是能自我批评的。马克思有一次语带挖苦地说（但只是非常局部地语带挖苦地说）他所爱的格言是：“De omnibus est dubitandrm”：“你必须对任何事情采取怀疑的态度”。
这并不是倒回某种形式的、淡而无味的折衷论。我们是以全力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成果，只要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它们之中的某些东西是错的，只要没有更前后一致的、历史和社会的理论曾经被人提出来过，后二种情况在今当然都不存在。
有一个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阶级是客观现实的说法。这个立场，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后退：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工人阶级不是由它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下定义的，而是依它的意识形态，如果工人有反动思想（他们之中是常有这种思想的），他们就不是工人了，他们“在客观上”就变成“资产阶级”了。
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之间的分歧
这里，我们就处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的教派主义之间的分歧的中心。
教派主义者是狂热地相信圣约翰福音上的“开初有道”那句话的。一切事情都要根据开初的道。只有开初的道才是正确的。实际的时与地都不能考虑在内。错用了一个公式，或者错登了一个标题，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当你每个月出版了数百页的东西时，总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这发生在我们的〔那就是第四国际的〕出版物上，它也发生在恩格斯、倍倍尔所领导的古典的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上，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上，托洛茨基尚活时的托洛茨基派运动的出版物上。
其实，有些错误比我们的更坏。让我们提及年青的德国共产党的报刊上，以及由卡尔·拉狄克所负责的共产国际的报刊上，许多支持反动、右翼、反凡尔塞条约的力量的文章。
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某些社会民主党报纸，登了多篇具有丑恶的反犹暗射语的文章。这在德雷富斯事件中变得特别丢脸。好在热昂·若雷斯挽救了运动的名誉。当然，恩格斯、倍倍尔、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按犯错年月次序排列）对那个毒素是完全免疫的。（3）
我们有一位同志犯了一个错误，写了一篇文章赞许爱沙尼亚的“森林兄弟们”。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真正的亲法西斯主义者。这不是一个小错误。今天的爱沙尼亚可没有法西斯主义走上政权的危险。但是，替1940年代亲法西斯主义人物作宣传，就使现有的沙文主义团体滑向新法西斯主义较为容易。
可是，那个同志的错误对爱沙尼亚的影响，实在是没有的。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报刊或者阅读它。而它对它们的人的影响也近乎没有的。也许一两位读者会搞乱了。99.99%的他们，知道我们从1929年到今天，作为有系统的、不屈不挠的、不宽恕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斗士的记录。当〔美国斯巴达同盟的报纸〕《工人前锋》（1994年9月16日）说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已经采纳了单一个同志关于“森林兄弟们”的错误立场时，这当然完全是个谎言。
当斯巴达同盟份子含沙射影地说，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第四国际对了解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或者一般说来对它进行战斗是“弱”的。一个开初的谎言，就变为一个肆无忌惮的恶行了。我们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同志们，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年青人，在街头反对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听了这个谎言，会作何感想呢？！
开初有道吗？不，应该是实际的工人运动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排斥开初有道的观念。他们相信，在开初是实际发展的阶级斗争，以及所有它的矛盾。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在战中，在《逆流前进》一文中解释说，无论谁如果相信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将会使一个“纯正”社会主义者阵营反对另一个“纯正”反革命者阵营，这个人就谈不到影响或者领导它了。
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资本主义之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整个意义的定义有关的。我们已经说过，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就明确指明，在本质上，这个斗争的整个意义，是把已在旧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所有新社会的因子，从旧社会的母体中，释放出来。共产主义者就是要做那件事。他们不是试图把事先想好的图式，强加给实际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
工资劳动者的公开、大规模、民主的自我活动，因此是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要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计划。这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但是，正如卢森堡如此清楚地在1918年所证明的，托洛茨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与斯大林主义者争论时所重复叙述的，这是一个事先没有完善的蓝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错了再试验、错了再试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错误是无可避免的。真正的乌托邦是相信世上有“完善的”计划存在，或者更坏的是，认为避免严重的错误及其所引致的巨大费用，比付出真正工人民主的“多余”代价更为重要。
工人运动中的民主
如果工人们不能在好几个可供选择、前后一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之间，那就是在好几个可供选择的重点之间作出选择，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因此，在一个真真实实的多党制存在和越来越有效率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逐渐地越来越少的错误及它们的越来越快的改正之间，有一个真正的辩证的交互作用。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不含糊地说：禁止反对党派的存在之后，继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存在，其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不会错误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过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的“一致”，使官僚们为非作恶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见何伟译的春燕出版社版本，第95页〕。
在过度纲领中，托洛茨基也清楚地说出支持多党制：没有苏维埃党派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农们本身，将以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指示那些党派他们是承认为苏维埃党派。〔纽约寻路人出版社的1973年版本，第10页；中译文由译者作出〕。
托洛茨基蓄意不用意识形态的标准（像某些思想纯洁性的最高裁决者所定义的，拥护苏维埃制度、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来对苏维埃党派下定义，而是用实际的、政治的标准：工农们在充分选择自由下所实际选出的党派。
任何人试图以某些“更高”优先的名义来强加不同的运转方法，他势必要用镇压的方法——不是对资产阶级镇压，而是对工人阶级镇压。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认定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是一个保卫特殊物质利益的特定社会阶层的观念。（这也应用到斯大林主义后的官僚层。）
确切说来，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个官僚层客观地推进资本主义的复辟。但是，在一整段历史时期中，约略地从1929年到1988年，它的作为与那个历史角色相反。它在苏联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压制资本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党，在中国也如此做。
它并不是为了对社会主义有什么承诺而这样做的。它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扩张它的权力和特权，正如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文书名为《论苏联国家性质》，向青编校，十月书店出版〕中所特别指出的。但是，压制资本主义与保持它是不一样的。谁否认这点，像国家资本主义派（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个主张苏联、东欧诸国及中国等官僚化工人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小教派〕那样，就保卫这样一个荒谬立场，那就是，在毛泽东的中国和蒋介石的中国之间，在东德和西德之间，在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东欧之间，在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区别。你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到一个资本家，相信那个胡说，认为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的阶级仍然在上面所列举的国家中当权。
官僚化工人国家与世界革命
官僚堕落工人国家的性质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提出了有关这些国家的存在与世界革命之间关系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第一：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后斯大林主义者，长期以来在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中，断然主张苏联是所有国家的工人的中央基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于保卫基地，而且由于今日的斯巴达同盟者倾向于那个断然主张，保卫十月的剩余战利品，是不是比在世界其它部分发动革命的任务更为优先？
第二：世界革命，能不能够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通过它自己在某些国家的动力向前进展、取得胜利，假如这些国家存在一个领导层，不一定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准备领导这样一个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的过程？
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的人们，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都在保卫一个亲斯大林主义、亲苏维埃官僚层、“阵营主义”的立场，使用他们对我们从1930年代开始就已目睹的现代阶级斗争的一切暗含论断。
第二个问题回答“不”的人们，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采取了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反动的乌托邦差不多的立场。不在事先推翻苏维埃官僚层，世界革命的前进是被假定为不可能发生的。最后分析起来，一切事情却要看苏联内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假思索地排斥这两个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可以基于坚实的历史证据来这样做。
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将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和运动，臣属于斯大林主义的外交策略，已经对世界革命、苏联本身，造成灾祸的后果。否认这一点，简直是不可能的。关于前苏联、东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前局势，我们不得不要从这里得出一个重要的政治结论。
在官僚化工人国家阻止资本主义复辟
最终说来，能够在这些国家阻止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唯一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但是，为了要实现那个目标，这些国家的工人们必须重新获得他们的自信以及在广大的规模上进行政治活动的能力。数十年的官僚专政，已经损害了他们。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帮助他们同时在两个战线进行活动。在一方面，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反对工业及大型服务业和农业单位的私有化，反对尚存的教育及卫生方面的社会福利受到压制。在另方面，他们必须以战斗精神，为工人阶级争取到充分的民主权利、组织权利、成立不同政党的权利、新闻自由、和平示威游行的自由和罢工自由等等。
更一般地说来，经过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各种各样的军事独裁等等造成精神创伤的经验以后，世界工人阶级，以及苏联、东欧、中国的工人阶级，都赞成普遍人权、无限制的政治自由。
托洛茨基对那个问题采取一个清晰的立场。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他的1939年9月25日的文章《大战中的苏联》：
对我们而言，保卫苏联是与准备世界革命相一致的。只有那些不与革命的利益矛盾的方法，才是可允许的。保卫苏联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正如策略任务与战略任务的关系，策略是隶属于战略目标的……。
接着他又说：
我们一点都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推翻苏维埃官僚层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是隶属于在苏联保持生产手段的国有财产制的问题；而在苏联保持生产手段的国有财产制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是隶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问题。（4）
“共产主义与自由”
这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新的。非法的意大利共产党，在法西斯专政开始以后，在它加到传统的意大利工人歌曲“红旗歌”的最后一句话上表达了这个观念：“共产主义与自由万岁”。
当年青的美国共产党，在我们的具有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解放传统的吉姆·加农同志的推动下，替被指控杀人而被处死刑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组织世界性的辩护运动时，它令人钦佩地应用了同样的方针。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与苏联的。但是，他们是工人，受到美国大企业及其政治人员的陷害。吉姆对于组织那个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采取行动的辩护运动，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意结。而他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除非是在实际发生的（不是“潜在的”）情况中，阶级团结应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拘束。
这个从历史上来的教训，应该加以一般化。我们应该坚决地、毫无例外地站在一起，为保卫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基本人权而战斗。
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呢？
有些好心好意的、提倡承认多元文化的人们声称，坚持个人的人权，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映，或者是欧洲的“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产物。他们在两个方面是错的。
有强烈的证据显示，保卫个人的人权（生命权、人体及精神完整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是在中东诞生的，不是在欧洲。特别真实的是，不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人们有这些权利，对有关的人而言，就有严重的种族主义的含意，不管保卫这些观念的人的意图是怎么样。对我们而言，黑皮肤的人所受到的痛楚，不会比白皮肤的人少，当这两人都受到鞭打时，即使这种鞭打是与一种特定的宗教——文化传统相符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因偷窃而被罚切断其手，所受的痛苦是一样的，与这种处罚是生根在一个特定的宗教——文化传统之内这个事实无关的。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用石头将一个所谓“奸妇”打死，她所遭受的可怕的痛楚，是在美国、日本或法国被处死的犯人所受到的可怕痛楚，完全一样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声称，需要禁止亵渎上帝的法律来保存、捍卫和停止歧视他们的宗教。他们用这一点来替他们宣告判处作家萨尔曼·勒什迪死刑这个丑行辩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所有忠实的人权捍卫者——的明显回答就是：废除所有禁止亵渎上帝的法律。反对基督教、穆斯林教、犹太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的原教旨主义。所有忠诚的、坚持原则的人权捍卫者，应该在一个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
马克思主义，还是已建立的教会？
目前天主教教皇对堕胎、节制生育的态度，简直是犯罪性质的毫不负责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生殖、生殖，即使你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婴孩和儿童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也要生殖”：这就是他的信条。这就为我们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无神论的承诺的正确性。
在教皇的驱使下，梵蒂冈代表团在1994年9月开罗的联合国人口会议上的态度，就变成一个国际丑闻。一位西班牙批评家说，教皇已经“变为非理性人口论的一位旅行推销员。”瑞士主教神学家汉斯·金说：“教皇是我们天主教的一个灾祸”。巴黎《世界日报》的宗教专栏作家亨利·丁格写道：“教会之禁止教徒使用避孕套，即使是为了挽救生命，是绝对使人难以理解的。它使教会没有资格在关于爱滋病的整个争论中扮演任何角色。”
教宗对所称的人类生命神圣的态度，也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为什么他不号召拒绝使用和生产武器？被武器杀死的士兵和平民的生命，是不是比未出生的婴孩生命较少值得尊敬？
我们对于已建立的教会态度是一回事；我们对于持有宗教信念的人的态度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从阶级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以其诺言的广泛含意去判断那些人。我们对于在工厂中保卫工人利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工会工作战士，比之对无神论的工厂老板和经理，是远为接近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
我们与基督精神的“基层团体”一样，深深关怀世界上的困苦，并用巨大的力量去消灭它，远远超过于愤世嫉俗的“左翼”无神论政治家，他们屈服于种族的偏见。比之与社会民主党的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我们觉得更接近于罗美路主教〔在萨尔瓦多被暗杀〕和奇阿帕斯“红衣主教”〔塞缪尔·鲁意茨〕。我们赞同在民主的工人国家保障宗教的充分自由。而且，我们要对与我们团结一起进行世界性斗争来减轻第三世界苦难的、忠诚的基督教朋友们，包括解放神学的能手们，这样说：让我们共同为了争取一个没有饥饿、没有不可医治的疾病、没有战争、没有种族或者民族的压迫和歧视的世界而战斗。宗教观念与非宗教观念之间的重要的哲学争论，将会在将它自己从社会的苦况和绝望中解放出来的人类中得出它应有的结果。
需要把所有工人都卷入
这里，我们正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不管有些工人的思想是如何反动，除了真正的（不是所谓“潜在的”）破坏罢工者以外，如果不把工厂的所有工人都卷入，你就不能组织一个有效率的罢工委员会。除了那些公然组织集体迫害的人（法西斯主义者）以外，如果不把所有工人，其实在实际上所有公民，卷入工人会议之中，你就不能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工人会议（苏维埃）。其实，在1917年10月的革命俄国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工、农、兵代表会议）上，当它决定赞成将权力转移给苏维埃时，像立宪民主党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有代表出席。他们不是被开除的，他们是自动离开苏维埃的。
这就牵涉到了解联合阵线的辩证法，其实它是我们可以称为高等辩证法学校的一个范例。
联合阵线的应用方法
联合阵线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暴露”丹尼尔·德莱翁所如此恰当地称呼的“资本在劳工界的副手”的“真面目”。那个教育任务，当然还在的，而且是重要的。但它是一个宣传的任务。联合阵线方针的主要职能，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实施它所宣布的目标。
所以，当我们同时从底层和在上层提出联合阵线，我们真正表示这个意思：当这条路线不被应用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借助1933年的德国灾祸来加以研究。这个问题，于是就在集中营中，继续讨论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在这里可以揭露在那些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们中间所滋长的教派主义的根源之一。
这些教派创始人们，是在斯大林—赖尔协议、共产国际之转向人民阵线政策、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之后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
但是，他们仍然对托洛茨基之极力主张在德国推行联合阵线政策漠不关心，虽然这个主张是他的最重大的政治成就之一。
纲领之外——组织力量
为了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有正确的纲领是不够的。当然，这是造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险此以外，你还需要充分的组织力量和在工人阶级及众多的进步群众运动中充分的植入，不管它是否在它们的足够大的少数之中。
这里，我们回到了我们的争论的起点：改变世界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实际的任务。
实现它的先决条件，不但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它也是一个特定的力量关系，一个特定的组织力量。
让我们用托洛茨基从1929年开始的政治经历来说明这个论点。它是一个宏大的成就：托洛茨基反对苏联热月反动，反对一个反工人阶级的官僚阶层在苏联篡夺政权。他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指出这会对欧洲工人阶级及苏联本身造成可怖的威胁，他也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法国、西班牙及其他地方的会造成祸害的人民阵线政策，他也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在苏联从1934年开始的血腥整肃，反对这些整肃造成将近一百万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挥官的精华受到杀害，他也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但是，他在所有这些斗争中，都失败了。为什么？
因为，为了取得胜利，光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政治观念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充足的组织力量。受到托洛茨基感召的团体们就没有这点。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实践中实现上面所列的那些任务。
什么时候工人群众准备与他们的传统组织决裂呢？
1930年代托派运动的组织弱点，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反映了国际工人阶级意识和政治信奉的一个特定状态。虽然比较前进的工人们，有时候非常不满社会民主党、及在1934年以后共产党的阶级合作政策，以及它们时常是共同地、反对联合阵线的教派主义姿态，他们却还没有准备群体地与这些传统机构完全决裂。
从俄国革命开始，群体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意味着移向共产党。群体地与共产党决裂是少有的。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例如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之后，他们一般地意味着向右移动。
世界革命的、局部地由这些机构引起的延迟，加强了这些一般趋势。
真实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但是，它们都是由官僚化的共产党所领导，遭受了许多从斯大林主义那里继承来的胎痣。这就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受到意大利、法国和希腊的“运动”、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控制——在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这四个都是与资本主义作决定性决裂的可能性非常真实的国家。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增长，就不能超越一个很低的最高限度。
真实的是，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次世界性的青年激进化。这个激进化，大体上逃避了传统机构的控制。它在1968年5月的法国达到了顶点，使得第由国际目睹了它历史上的最大发展。
但是，由于我们力量的原先微弱，以及某些支部低估了这个激进化的重要性，只有在法国，我们才能够在这些爆炸中扮演一个重大的、在部分地方甚至领导的角色。
甚至1968—69时间，法国、意大利的大型工人阶级爆炸，也终于被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所限制。这些爆炸并没有动摇了其它的、那就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而且，由于好几个理由（我们在那时候错误地低估了，或者甚至误解了这些理由），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资产阶级也相对成功地在法国、意大利重新稳定了它的统治。
更有甚者，我们在对激进化青年的影响方面，大大地受到了毛泽东主义及半毛泽东主义的竞争。与那些自称替十亿中国人民讲话的人们竞争，是困难的。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影响，被一种对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完全错误的观念所滋养。甚至当它开始向工人阶级、青年开刀时，它的镇压性也没有被了解。它的灾祸性的经济后果也完全被忽视。
真实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标志着世界革命在古巴、越南和尼加拉瓜的新进展。但是，在越南，它却在源自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因此，从开头就严重地官僚化了。总而言之，发生它的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份量太小了，以致不能在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引起群众运动的急剧上升，更不必说帝国主义国家了。
更甚的是，在它之后，发生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的灾祸。这具政权的恶行强烈地助长了日后的社会主义可信性的危机。
到最后，甚至国际工人阶级中的较激进的部份，也知道了苏联的“指令经济“渐增地走向破产、它之无能实现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因此而来的对苏联、东欧群众的严重后果。这就至少局部地引致他们对于严重地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发生疑问。工人阶级中不太激进的部份，甚至更受到那个事实的影响——当然资产阶级的宣传也有关系。
教派主义：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死结
就像所有同样的教派一样，斯巴达同盟者也已经把他们自己绑在一个无法脱身、充满矛盾的死结之中。这些矛盾，像回旋飞镖一样，又飞回来打对他们。
第一个矛盾：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经从1930年存在到现在。在它存在的64年中，在世界各地曾经发生了数不清次数的群体罢工和总罢工。也曾经发生了许多次的革命前夕、革命的爆炸。也曾经发生了一系列的真正革命。斯巴达同盟者声称他们自己是代表“真正托洛茨基主义”的唯一组织。如果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反革命和战争之后，斯巴达同盟者已缩小到只有二百个人在全世界，而在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没有真正持久的植入，那么，就会证明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不管它的理论贡献有多大的内在价值，仍是历史性的基本失败。
第二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自己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他们跟着托洛茨基正确地声称，革命党和革命国际，对于解决人类的火急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们却完全不能够建立起这个必不可少的革命党、革命国际。为什么有这个明显的失败？
第三个矛盾：对正确公式的着迷，导致炫耀教皇式的永无错误。这就反过来意味着与思想、讨论完全自由这个马列主义传统的决裂。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比今日的斯巴达同盟强大一千倍时，恩格斯写信给前者的领导层说：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这只能在充分的思想、讨论的自由的条件下，才会发展。
当古巴革命达到了它的进步期的最高点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写道：“革命必须是一个思想无拘束的学校”。这意味着，思想决不应该不受到任何较高的党需要、任何永不犯错的领导层、任何国家需要或者“阵营”需要的约束。
第四个矛盾：再因为斯巴达同盟者寻求政治大一统主义，他们就越来越蔑视事实、真理，那就是越来越蔑视以科学方法来处理现实和政治。列宁却不是这样。他说：“只有真理是革命的。”他又加上一句：“一个人，光凭话语及托词就相信某个人，包括任何政治领导，就是个笨人。”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说过，他最讨厌什么人把自由的、科学的调查结果附属于所谓党的需要。
第五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已经渐增地倒转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客观上进步的群众运动与它们的背叛、动摇的领导层之间的区别。托洛茨基充分支持中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即使这个斗争是由强烈地反工人阶级的蒋介石犯罪一帮所领导的。因此，你就很难争辩，例如：民族解放阵线这个在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领导层，或者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领导层，比蒋介石帮还要坏。
你就更难争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法国、比利时及丹麦等国的反对德国、意大利帝国主义的高度剥削和压迫的群众抵抗运动，因为它们的大多数领导层的阶级合作政策，不是完全进步的，因此，不值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支持。
这些话也应用到印度、印尼、印度支那、菲律宾、阿尔及利亚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反对英、法、日、荷兰及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
那么，这是不是与不断革命相矛盾，因为这个理论肯定地说，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传统任务，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实现？
不是矛盾的。因为托洛茨基从1905年开始所坚持声称的是：全部实现这些任务，要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但是，要局部实现这些任务（例如民族独立及其他民主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也是可能的，否则的话，托洛茨基之支持这些局部斗争，例如他明确地在中国、印度支那、南非洲、非洲籍美国人的事例中所做的，就毫无意义了。
教派主义者的记录上的一个污渍
关于那方面在斯巴达同盟的原初领导层所追随的、由希利、兰伯特两人授意的所谓“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记录上，有一个很糟的污渍。这个污渍不是个小错误。跟从兰伯特的那群人，与法帝国主义直接合作，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组织一个由西、伯卢尼斯带头的军事行动，反FLN所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斗争。兰伯特甚至夸口说，这个行动是在他的巴黎总部，由他的中央委员会所计划的。
那件憾事的辩解是，FLN代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一翼，而“国际委员会”所支持的是那个运动的、由默萨利·阿德日领导的，据推测是无产阶级的派系。
当阿德日公开出来完全支持戴高乐及戴高乐主义政权时，兰伯特被迫赶快修改他的立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斯巴达同盟原初的、或者现在的领导层公开驳斥“国际委员会”的那个不可靠的立场。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文告存在的话（其实这样的文告应该附有一个严肃的自我批评），请斯巴达同盟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是很怀疑他们能这样做。这样一个不可靠的立场，与追求一条不加批评的支持FLN本·贝拉领导层的路线，像〔第四国际前领导人〕巴布洛所做的，是有基本的差别。
第六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的记录上，有另一个严重的污渍。在保卫波兰官僚化工人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借口之下，斯巴达同盟者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1981年12月反对工人阶级的军事政变。雅鲁泽尔斯基禁止团结工会的活动。他还压制了罢工权利。他剥夺了数以万计的工会会员工作职位。他监禁了数以千计的工会会员。
斯巴达同盟者曾经试图用团结工会事实上是个公司工会这个说法，来替这个反工人阶级的镇压辩护。这只使他们卷入另一个矛盾。当时在波兰，管理工厂的，是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层，不是资本家。所以公司工会是由官僚层控制的、或者顺从它的、反团结工会的工会。斯巴达同盟的同志们，你们就很难替这个反工人阶级的镇压辩护了。
第七个矛盾：正如对波兰一样，斯巴达同盟者也小看了斯大林/后斯大林政权的反工人阶级措施的意义，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政权下的经济停滞对苏联男、女工人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斯大林主义的劳工法规，是二十世纪到今天为止最严峻的。1930年以后，罢工权被压制，罢工者自然被流放。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所谓“Ukaznik”（“违抗圣旨的人”）〔译注：其实，Ukaz是（旧沙皇的）圣旨之意，—nik是有……特征的人之意，将这字拼在一起，如果把它解释为“传布圣旨的人”，则与下一句的语意不合。因此就作目前的译法。〕的例子。斯大林统治下，数以十万计的女工，因她们自己或小孩生病，没有得到医生的证明而24小时没有去工作，就被流放到劳工营去。他们没有机会替自己辩护。她们就是自然地被流放。
但是，更坏的是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统治下，经济停滞、衰退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客观后果。煤矿工人收不到肥皂，女工收不到月经垫。
怪不得极大多数的苏联工人阶级感到他们与腐烂中的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独裁制没有共同之处，于是就将婴孩与洗澡水一齐倒掉了。对他们而言，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不可取的。“人人都为自己”成为他们的主要想法。只当他们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复辟而变得更坏时，一个广大的罢工浪潮才发生，但是它大部分还是非政治性的。
支持政治革命，不支持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自我改良
斯巴达同盟者，为了企图掩盖这个可耻的辩解，就声称他们毕竟是主张政治革命的，而我却被假定为已经放弃了那个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支持官僚层的自我改良了。
这是对历史记录的完全的歪曲。
自从1946年以来，我们在俄国问题的每篇文章中，都清楚地主张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在我们的《超越了改制》一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官僚层的自我改良是不可能的”。从1953年的东德暴动，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9的布拉格之春、及群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广场反对后毛泽东主义独裁的抗议运动，我们都支持每一个工人阶级反官僚层的行动。
关于德国的统一
一个非常类似的歪曲，是斯巴达同盟者诽谤我们对德国的资本主义统一，正在动摇，或者“正在绝望地绞扭双手”。事实上，我们是以尽可能最尖锐的方法来谴责这个统一。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在其1990年11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说：
“自从1990年10月3日以来，德国民主共和国之被德国联邦共和国吞并，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复辟，西德资产阶级在被1989年秋天的巨大群众民主运动所打破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的废墟上的征服了政权，创立一个增强了的德国帝国主义国家。”
“我们已经着重地指出了这个合并的实现对德国及国际的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者的极端负面影响。事实证明，我们的坚决反对德国资本主义统一，我们在那一点上之对德国、国际工人阶级的警告，都是有很好的根据的。”
这个决议的结尾，是一连串任务地对抗这个失败的负面影响。
经济衰退的长波
第八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低估了目前的资本主义衰退长波的严重性。他们写道：“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苏联和东欧变态工人国家的反革命破坏的冲击。”
错了。世界现时局势的主要特征，是全世界性的资本对劳工的攻击，及伴随它而来的种种现象：永久性群体失业兴起，工资降低（在第三世界国家常常产生悲惨的结果），临时工及边缘化的无产阶级层份的扩大，劳工运动及工人阶级内聚力潜在弱化，破坏工会的攻势增大，极右派组织、极右思想（包括在工人阶级内部）兴起，例如对外国的恐惧，反犹太人，种族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公然的种族主义，以及那由来已久的对工人阶级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威胁。穆斯林及印度的原教旨主义，以及较少程度的基督教、犹太教、日本神道教的原教旨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
斯巴达同盟者说，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之后，或者随它的开始而发生的。他们发生的次序完全搞错了。事实上，所有这些事情，在197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开始，随着新衰退长波的开始，就开始发生了。在那个时候，苏联、东欧的官僚化工人国家，还没有什么会灭亡的迹象。
社会主义，还是人类毁灭？
更一般地说来，斯巴达同盟者还严重地低估了世界局势的一个转变。我们认识这个转变也迟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认识完全融合在上一次世界大会所产生的纲领性宣言〔《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之中。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卫罗莎·卢森堡的立场：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但是这个立场已经变得过时了。今天的真正难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整个人类的肉体毁灭。
这首先是由于群体毁灭的武器核子发电厂的发展。核子发电厂在使用传统武器的战争中，会被转变为生产极多的核子导弹的地方。
由于那个理由，一个过去常用的共产主义论点（工人们必须把资本主义者的武器转过来对向资产阶级）也已经变得过时了。不仅如此，而且等于是自杀了。由于上面所提及的武器的存在，〔苏联〕格列奇科元帅/毛泽东的企图在原子战争取得胜利这个疯狂目标，必须彻底丢弃。（5）今后的战略目标应该变为：无论如何要避免核子战争，一定要关闭所有的核子发电厂。你不能在原子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
斯巴达同盟者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清楚地说出他们的意见。我们挑战他们这样做。
我们的观点并不反映任何和平主义的幻想。它也不会引致群众的被动性。刚好相反。
它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人们不能用国际性的军事对抗，来解除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武装，而不牵连到肉体上毁灭整个人类的。因此核裁军的问题，就变成为在这些国家之内（首先是在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动员群众的问题。
这样一个群众动员，可以而且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准备了。准备它的途径，就是有系统地宣传（以及在特殊场合进行鼓动）真正的危急关头是什么：他们自己的、整个人类的生存。
那个新世界现实的观点（是的，与写作过渡纲领的时代比较，它是新的）并不是要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采取“失败主义”，或者使他们“丧失士气”，或者使他们“不去动员”。当托洛茨基从1929年开始举起了立即的优先应该放在向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旗帜时，他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可怕危险，也不是使群众采取“失败主义”，或者使他们“丧失士气”、或者“不去动员”。
与客观现实玩捉迷藏的游戏，一向是不划算的。鸵鸟政策，是自欺、自我毁灭的。
我们应该把这个论点倒转过来。对人类生命继续存在的这些威胁，给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刺激。
资本主义及分解中的官僚独裁，都完全没有能力消除这些威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就能够消除它们。
如果所有国家生产这些武器的所有工人，共同决定立即停止生产核子、化学、生物的武器；如果他们也共同决定立即毁灭它们的所有现存的制成品；如果所有在核子发电厂或者在有建造这些发电厂能力的建筑公司中工作的工人也这样做，那么，这个危险就会消失了。
这是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建议呢，因为大多数与这有关的工人们，现在很明显还没有准备好那样做？这无论如何比以下的幻想更少乌托邦：不管这种武器的大量积存，不管核子发电厂的存在与扩展，不管核子发电工业的资源越来越增多，上面所概述的种种危险，在长期中是可以避免的。（6）
这比诸相信充满了核子尘埃的云会在未到斯巴达同盟的办公楼上空以前，绕了一个弯，而让他们和平地对人类的（以及他们自己的）存亡漠不关心地，从我们及其它人的报刊上，继续挑选引句，更少乌托邦性。
除了（包括温室效应和原子——生物——化学战争在内的）核子威胁、环境威胁以外，人类的生存也受到正在我们眼前爆发的、包括着（且不限于）爱滋病在内的、新的大流行病的威胁。这些大流行病与贫穷有关。它们包括在世界各地流行的肺结核症。在越南，自从经济“自由化”以来，疟疾的事例，已在4年中增加了4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个真正的、对健康有害的灾祸正在发生（7）
国际资产阶级、在推行紧缩政策之中，正在削减调查（及因此是试图抗拒）这种大流行症的经费。因这些政策而起的、渐增对健康的危害，不但发生在第三世界，而且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边缘化的人民的贫民区中。这个事实，已是人所共知了。
最近，一本由劳丽·加勒特所写的、令人害怕的书出版了：《将来到的瘟疫》（出版于纽约，1994年，由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作序）。它对受到了纽约书评报（1995年4月6日）非常好的评论。加勒特女士在这本书中切中时弊地引用了鲁道夫·威乔夫的古典公式：“如果疾病是一个人的生命在不利情况下的表现，那么，流行病必定是群体生命受到群体骚扰的指示物。
可是，斯巴达同盟者及其它的小教派，不但不因为这些事实是与贫穷有关而把它们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反而像某些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作家所做的，趋向于对它们保持静默，或者甚至把它们斥为“夸大其词。”我们这些教派主义者清楚说出来：这些威胁是“夸大其词”吗？如果是的话，怎样“夸大”？为什么这样说？
第九个矛盾：像所有的教派主义者一样，斯巴达同盟者也患有严重的色盲。对他们而言，世界局势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让我们给他们说得好听一点：不是黑的，就是红的）。那就是说，不是反革命的，就是革命的。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似乎在说，它是两者同时都有的。
一个相持不下的世界局势
世界的现实是不同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仍然被定性为处于国际象棋的语言所称的相持不下的状态，在目前，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仍然都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在客观上是太弱了，以致不能压倒地击败工人阶级及一般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虽然这些人已经遭到了某些严重的挫败，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他们还没有像30年代及40年代初那样的被击垮。
在另一方面，世界工人阶级还没有克服缺乏阶级自觉和革命领导的危机。他们不像快要克服它了。所以，人类的危机，人类文明的危机，将会持续一段长时期。
承认以下这个事实，根本不是“改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革命马克思主者优先要做的，就是像托洛茨基从1929年开始对德国所做的，争取他们。在今天的、即刻的议事日程上，并不是工人阶级立即进行用革命来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需要在西、东方，用急进的方法消除失业，而在南方则大量地消除失业。
把争取工作当作优先事项
从长期看来，如果大量失业存在，如果这个失业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不能够打败极右派及新法西斯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把争取急剧缩减工作周，而不直接或间接减少周薪的斗争作为优先进行的事项：30小时工作周，或者28小时工作周。
真实的是，与30年代初不同，好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防卫性斗争，反对雇主们的攻势，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巴西，较小程度地在英国、比利时、阿根廷、希腊。我们将要看到德国的工人阶级也会采取行动。但是，他们在阻止资本主义的攻势上会有多大的成功，仍然是个尚待解答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可信性
现在有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可信性危机。它是从越来越多的工人们了解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及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历史性破产而来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看不出任何可信的、争取急进地、全面地改变社会的出路。因此，所有防御性的工人斗争，仍然是断断续续的、分散的，而对这些斗争的控制，时常局部地被传统机构所握有，或者时常能被它们重新获得。
明显的是，在那个可信性危机与工人阶级未能以目前为止最广大的群众动员从资本那里夺回政治主动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克服那个障碍。他们极力争取恢复阶级自信和对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信念。但是，在目前这个阶级，这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宣传的任务。
确实的是，如果国际工人阶级决定性地打败了资本的攻势，它就可能很快地走向反攻。到那时候（而且只有到那时候）夺取政权的斗争，才可能再度在好几个国家，放在议事日程上。但是，在目前，它还不是。
经济萧条（失业、恐惧失业、一切以找到工作为先）及社会主义可信性危机，包括对工人政党、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怀疑，已经导致一种战斗主义的危机。这也伤害了革命组织，包括第四国际在内，虽然不太严重。准备全职替运动工作的战斗份子比以前少了。
加速的效果
然而，有一个仍然十分有限的工作“个人化”过程的客观尺度，我们不得不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大加留意。
在经济萧条时期，资本加紧以通过加速工作节奏、增加剩余价值率、增加对工资劳动的剥削率，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是克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方法。平均利润率下降，就是长期萧条的根源。
由于工会官僚层不去组织有效地反对加速工作的集体还击，有些工人们就试图用个别的方法来对那个加速作出反应。
在许多使用先进技术的大工厂中，加速工作已经变得无法支持了。汽车工人不能支持达五、六年之久而不损害到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健康。最近，医生及劳动视察员揭示，经常看电子录影监测器的工作人员，看了二小时以后，就会觉得身体很不舒服。（8）
第十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似乎不了解，帝国主义和腐烂中的资本主义的残存，替工人阶级、所有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而且，替整个人类所造成的、在性质上更严重的威胁。
这些威胁不只是从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存在而来的。其实，野蛮主义早已在我们之中存在了：只要看看卢旺达的图西族所遭受的大屠杀。这个大屠杀几乎等于纳粹对犹太人民的屠杀。这个大屠杀是胡图族的半法西斯主义者，在法国帝国主义的直接串通下所犯下的。以前，比利时帝国主义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积极支持下，应该为卢旺达设立种族主义的、反图西族的政府负责。
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性质，也可以由以下两个例子来说明。
每年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的儿童在第三世界因饥饿及可容易治疗的疾病而死亡。这就表示，每四、五年死去的儿童，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死的全部人数，包括奥斯维兹、广岛、孟加拉饥饿、纳粹在苏联的屠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及南亚人民的屠杀、德国城市被同盟国轰炸机的破坏。
每四、五年就有一次反对儿童的世界性战争，你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今日帝国主义的丑恶脸孔。
在巴西西北部，由于数十年的营养不良，一个新的矮人种出现了。它比一般巴西人矮30—35公分。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称他们为“鼠人”。大家都知道老鼠是被怎样对待的。这里又可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丑恶、凶暴的脸孔。
第十一个矛盾：在一个左手忽略了右手的典型情况中，斯巴达同盟者及其它小教派，在指责我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开始在苏联、东欧、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对世界局势的冲击以后，又同时指责我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这个指责差不多是荒唐。我们是世界上极少数人，在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衰退长波一发生时就预测到它了：1970年代初，我们已经写了四本书来详细分析那个经济危机。好几个其它同志，第四国际的党员或者同情者也已这样做过。但是斯巴达同盟者，或者任何其它的小教派，却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对自己思想缺乏信心的人，须要用有系统的诋毁和伪造来保持他们的小教派。我们只觉得这些人很可怜。
作为桥梁过渡纲领
第十二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不是无意就是故意地更改了过渡纲领的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过渡纲领的作用是创造一道桥梁，通过这道桥梁，工人们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从争取眼前要求的斗争，进展到争取把社会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斗争，那就是，进展到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
但是，斯巴达同盟者没有运用托洛茨基这些教导。他们反而几乎完全不关心全世界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特定层份的特定需求和要求、往往会把他们谴责为“改良主义者”，或者甚至“阶级合作主义者”，有时候会在与“人民阵线主义”完全无关的事件引用了那个观念。这就使他们得不到群众的爱戴。
“第三世界国家”数以百万计的被过度剥削的人民正确地提出了立即、完全取消外债、特别是外债利息的要求。这是一个进步的、反帝的要求。我们应该百分之一百地支持的。但是，斯巴达同盟者却完全不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提出这个要求的方法，他们不想想第三世界国家的有些（并不是全部）资本主义政府之提出同样要求，并不会减少它的进步性的。
同样的评论，也是适用于在帝国主义国家及某些半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不妥协地保卫社会保障条例这个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他们全部，事实上我们认为越来越少的他们）用“保卫福利国家”这个误导的口号提出这个要求，是与下述问题的本质无关的：保卫这些条例是不是合于劳动者利益？
保卫人权
毫不妥协地保卫基本人权的要求，例如罢工权、新闻自由、组党自由、民族自决权（然而，刚刚提过的权利就不应该臣服于这个权利）、男女同性恋者特定权利、堕胎权，都是百分之一百地进步的，值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支持。这也是与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有时甚至资产阶级力量也提出这些同样口号无关的。提出这些争取普遍人权的要求，并不是向资产阶级“屈服”，也没有保证私有财产及利润。刚好相反：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中，它们明显地有反资本主义、特别是反资产阶级国家的动力。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真正需要做的，是试验、参与这些进步的群众运动，或者甚至由他们自己来领导它们。这当然不但要看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看（政治及组织方面的）力量关系。
这些一般是“专门注重某一个问题的运动”这个事实，并不降低它们的进步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实行这个具体任务以外，还要进行一般的宣传工作和保卫他们的整个纲领，但是不让一般的社会主义宣传优先进行，除非在他们认为群众运动的重要部分已经倾向于接受那个纲领的情况下。
我们在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保卫帝国主义镇压的受害人和试图协调各国工会进行反对多国公司的国际性行动的时候，都是由同样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干预。
第十三个矛盾：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斯巴达同盟者忽视了过渡纲领上一段重要的话：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不是在改良资本主义，而是在于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夺取政权。但是，如果不对全部的、即使小的、局部的策略问题加以最大的注意，这个战略任务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它的所有层份、职业和团体，都应该被带进革命运动之中。现时代的特征并不是它可以不需要革命党进行日常工作，而是它允许这个工作与实际的革命工作不可分解地进行。
只要旧的‘最低’要求，至少还保持了局部的生气勃勃的坚强性，第四国际是不会抛弃它们的。不过，它会在正确、实际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革命前景的架构之内，实行这个日常工作。”
你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纲领文件，它的每一个字更符合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了，还有，这里的每个字，每个句子的构造方式都绝对是值得注意、值得仔细考虑的。
例如，注意托洛茨基所说的话，不屈不挠保卫工人们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战利品，应该“在革命前景的架构之内”进行，不应该在宣传立即发动革命的架构之内进行，而这种保卫更不应该属于这样的宣传。
注意托洛茨基说，所有部门、所有层份、职业和团体，都应该被带进革命运动；这当然是列宁已经更详细地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所表达的一个观念。而且注意托洛茨基所说的，“进入革命运动”并不一定即刻进入革命党。如果那一点能够实现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是，不幸的是，这要看许多具体的情况。如果你忽略了这些具体情况，你就可能变成了一个痴心妄想者，倒退到一个以宣传为主的团体了。
过渡纲领的第二部分更具体地证实了我们以上的看法。
它为帝国主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落后国家、为法西斯国家、为官僚化的苏联、为女工、为青年列出了特定的要求。所有这些要求都没有像在一个大熔炉中一样，被熔解掉。
教派主义者也忽视了过渡纲领上另一段重要的话：
“下一时期（一个鼓动、宣传与组织的革命前的时期）的战略任务，是克服客观革命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未成熟（老一代的混乱和失望，年青一代的无经验）之间的矛盾。”
这里，每一个字也符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
注意，托洛茨基把“鼓励”放在“宣传”之前，注意，他把“无产阶级的未成熟”放在“先锋队”的未成熟之前，特别要注意的是，他着重过渡要求的系统（他指的是系统，并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特定名单）应该是从今日的条件，从今日广大层份的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来的。今日这两个字必须从字眼上来了解，也就是就，1994年或者我们所说的那一年，并不单单指1938年，虽然明显的是，这两个年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时代的性质还没有改变。
需要一道桥梁，并不需要一个深渊
不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就没有一道桥梁。不得不要解决的问题，已被认为是解决了。人们不但不耐心地试图说服“广大层份的工人阶级，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斗争），来了解夺取政权的必要”，反而退缩到只去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需要”。
这几乎是所有教派主义者的通病（除了那些把特定商标的机会主义与教派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们以外）。对他们而言，找出桥梁的任务（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任务）就不是必要了。因此，不但不去找桥梁，反而有了深渊。
过渡要求：一些另外的建议
我们现在提出以下的过渡要求，作为1938年过渡纲领的补充——不是代替。
1．在所有工业化的、“开始起飞的”国家中，降低平均工作周至30小时（或28小时：每周工作4天，每天7小时）但不降低周薪。普遍地禁止加班。
在这些国家，推行有义务的雇用，以保持这些措施消除失业。在工厂的层面上实行工人控制，以保证这些措施的充分实施。
2．不要增速。在工厂的层面上，实行工人对工作节奏、工作组织的管制，也就是否决权。
3．对于跨国公司以工资差异来决定工厂地点的劳力，提出工会、工会阶级斗争积极分子的国际性协商、合作的反建议。
对连续不断降低“高工资”国家的工资，提出逐渐提高“低工资”国家的工资的反建议。
4．对于“低工资”国家的“输出为主”的经济发展型式，提出以扩大国内市场、优先满足人民未被满足的基本需要为主的经济发展型式来对抗之。
5．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倾向于独占先进技术的出产、发展的那种国际劳动分工制，提出有系统地以低价将这种技术转移到不太发展国家的制度来对抗之。
6．保卫社会性的工资。反对削减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费用。
7．取消不太发展国家的债务及应付的利息。在所有国家之内，除了不超过某一极限的小债券持有人以外，彻底减少内债，利用因此而释放出来的基金，满足人民的未被满足的优先需要。
8．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进行急进的农业城市改革。
9．完全禁止原子、生物、化学武器的生产。这些武器的现有库存，应该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全部毁灭。
10立即禁止新核子发电厂的兴建。在不减少能源供应总量的条件下，通过同时发展在生态上是“干净的”动力泉源，普遍关闭现有的核子发电厂。
11．在国境之外用兵之前，必须举行民意表决。“让人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参战”。
12．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禁止大型企业的私有化，所有企业的员工对企业财产的确切形式有否决权。
13．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一切社会利益，如免费医疗、教育、文娱等方面，必须恢复到政权改变之前的情形。
14．所有国家的人民，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内，必须有充分政治自由：组党、结社自由，和平示威游行自由，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