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中国工运回顾》

香港海员罢工（192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列强着力欧战，无闲控制中国市场，故中国的工业家和资本家乃利用机会投资发展工业，造成“中国民族工业”的繁华时期。同时日本亦乘机加强发展其在中国产业，扩大在中国的市场，所以1914至1918年是中国新式工业空前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工人数量急剧增加和力量扩大的时期。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中国境内物价的上升。这次物价上升部分由于物资原料不足，部分由于银元对铜币的比值加大，于是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的生活费亦随着日渐增高。在这种压力下，工人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唯有要求加薪以配合上升的物价，于是构成罢工的先决条件。这时国内工业突飞猛进，出现局部的经济繁荣，一方面加剧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造成对熟练工人的大量需求，因此工人本身的经济价值提高，可以提出一些改善待遇的要求，增加了经济罢工的本钱。

民国成立以来，政治社会风气都比较开放，在五四运动前学界推动下，西方各种主义流传国内，知识份子对劳工问题亦加以注意和鼓吹，使工人自己渐趋醒悟。工人亦因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罢工，排日货，示威等活动，受到学界的领导和冲击，更加深了劳工的自觉，知道要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发挥最大力量，为本身的权益而奋斗，所以新式工会纷纷出现，造成工运的蓬勃发展。

中国劳工问题专家陈达教授曾谓劳工若要能在社会里促成一种运动，必须最少具备三种原素：j觉悟，k组织，l奋斗，这三种原素的酝酿，导致劳工运动的产生和发达。中华海员工会之成长和1922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就是明证。

现代中国海员的正式组织始于广东海员积极分子陈炳生在1915年成立的“中华海员公益社”。成立地点在太平洋线商轮上，并在日本横滨设通讯处。1917年陈炳生把公益社改组为“中华海员慈善会”，在香港设总部并向政府立案，但仍未算正式纯劳方的工会。最后在1921年三月改组成为工会，由各海员宿舍成员支持，为互相福利性质，由孙中山赐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通常简称“海员工会” ），由陈炳生任主席，林伟民为交际，会址设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海员工会成立后首要任务是争取海员加薪。因为自大战以来省港一带物价上胀（1913指数为100、1921时为140），而1921年初，香港货币对外汇率又贬值50%，船公司自然提高运费，这令物价更上升，加上战后香港租金大幅升胀，一般工人生活水准实难以维持。海员更不满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时长（平均在12小时以上，有时甚至17、18小时者），船上食住条件差，工资却十分微薄，平均每月只得20至30元左右，不及同样工作的外国海员四分之一，更令他们不平者是香港的船公司在战后已把外国海员工资加增调整，故两者差距更大。此外许多海员对于海员介绍行办馆的包雇扣薪剥削不满，亦要求改善。

1921年5月海员工会干事部通过向船公司提出加薪要求，得各海员热烈支持，并在6月初成立一个“海员加薪维持团”专理要求加薪事务。它内部组织严密，设交际、代表、调查、动员、疏通、文书各部，以分工合作向内外活动，同时亦积极进行罢工的各种安排，预备增薪要求一旦被拒，立即集体行动。1921年9月海员工会正式向各船公司提出三项要求：j增加工资，现时工资10元以下者加50%，10元至20元者加40%，20元至30元者加30%，30元至40元者加20%，40元以上者加10%。k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l签订雇工合约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可是各船公司不予理睬。同年11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船公司提出要求。就在当时，各轮船上的外国海员工资又增加了15%，而香港海员的要求却被置之不理，因此激发了海员的公愤，决定用强硬手段来斗争以达到要求。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资要求，同时限令在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香港海员就到时一致罢工。次日早上，船公司仍毫不在意，海员们终于忍无可忍实行罢工抗议。

最初参加罢工的船只共90多艘，约1500人，一星期内已增至123艘，船上的6500海员，而且罢工还渐曼延到汕头、海南岛、江门、上海，甚至新加坡，从香港开往各港口的轮船一经靠岸，香港海员就纷纷上岸罢工。所有抵达香港的船只是来一艘，停一艘，船上海员马上参加罢工。海员工会有预备和组织，兼有积极的领导人物，立场坚定依计行事，他们仿照1920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返广州先例，海员罢工后纷纷返广州，一来避免英国殖民地当局和船公司的压力，同时有粤方支援较易解决罢工海员生活问题。在1月15日已有1500海员上广州，至1月底总数约有一万海员。广州各界亦热烈支持援助，各工会社团积极安置罢工会员食宿问题，广东省政府亦支持海员，每日借出数千元作罢工维持经费，并协助安排海员住宿所需。海员工会的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亦设在广州，内分总务、财务、食粮管理、纠察、宣传、慰问、运输、招待等各部门办理各项事宜，办事处设有十几座宿舍安置海员，又在珠江上租了很多“紫洞艇”作为海员的饭堂。另外香港，汕头等地也设有罢工办事分处。这一切组织保证罢工可长期进行直至胜利。

香港方面，罢工爆发后，对外地的海上交通几乎完全断绝，罢工海员在广州和内地更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使香港日常食品供应来源断绝，物资不足，特价日上，市面混乱，民众紧张。香港政府当局自罢工开始就采高压手段企图镇压，与船公司联手，令纯经济性的罢工蒙上反帝国殖民地主义的爱国政治色彩。殖民地当局的压力（如下令戒严，派军警巡逻）和船公司的强硬态度，使双方在一月中的谈判距离太远（船公司应充加的工资与海员所要求平均相差10%）而无成果。1月21日香港当局又派人到广州与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等接触，要求派代表到香港谈判复工及供粮问题，为海员所拒绝。同时香港当局决意破坏罢工，企图在上海召请宁波新工海员来香港替工以解除困境，但海员工会早有准备，已成立“防护破坏罢工队”来对付那些分裂工人的包工头办馆，亦与上海各工会联络，阻止宁波新工海员来香港，结果英方招来的一千名新工一半留在上海不能落船，又有一些在船到汕头时上岸，最后到香港的只有不到三百人，这可算工人们自己团结互助的成果。

到1月底时，香港各种运输工人、码头苦力等同情海员为生活而奋斗亦举行同情罢工。到2月初香港罢工人数达三万人。香港当局处此困境时更向工人再施压力，在2月2日以海员工人“运动其他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派军警到会所搜查封禁，并把“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招牌除下。一星期后，香港当局又封闭三个在罢工中的苦力货运工人（海陆理货员、同德、集贤工会），又拘捕四名运输工会办事人员。至此事态被严重化和扩大。海员工会香港会所被封禁，不但对已迁往广州的罢工总部指挥罢工无影响，更造成了法律上面严重的死结。海员工会坚持香港当局一日不解禁把工会复原，就一日不谈判复工。

罢工至2月10日时，香港港口因罢工而停泊的船有168艘、26万吨，其中以英轮为多（76艘，12万7千吨）。加上帆船和运货船工人也一律罢工，香港水上交通完全停顿，而市面食物短缺，物价飞胀，除船公司外不少洋行商户生意亦一落千丈，损失巨大。香港当局见社会舆论压力和高压手段均不奏效，只好改用“调停”办法，请香港华人船东、商绅出面向海员疏通，海员亦派代表苏兆征等来香港谈判，但无成果。因为海员仍维持原来加工资要求并坚持要恢复海员工会原状，释放被拘禁之工会人员，而香港当局却要顾全“面子”不肯公开承认错误，反而提出请海员工会更改名称，迁移会址，重先工会办事人“先行复工，再谈条件”，海员代表们当然不会答应，亦不受英方资本家的金钱收买，反而更积极去扩大香港的各业工人同情罢工。

结果在2月底，各业工人不理香港当局的压制和破坏，陆续开始同盟罢工，作罢工海员的后盾。其中有饮食行，旅馆业，公用事业，船坞，报馆，印刷厂，屠宰业，市场，连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亦参加罢工行列。至三月初全香港罢工人数达十万人，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店户关闭，歇业者有30多行，市面大为混乱。当局为制止罢工者返广州而停止火车服务，禁止船只进出。罢工工人索性步行离港返广州。当局企图用军警镇压，结果在三月四日演成“沙田惨案”，港方军警在沙田制止罢工者步行回广州时引起冲突而开火，结果当场打死四人。伤数十人，惨案发生后省港两处都民意激动，香港工人更积极扩大同盟罢工以抗议，各业罢工者日众，工商停顿，使香港差点成了“死港”、“臭港”。

事态严重恶化，香港当局至此亦山穷水尽，无法可施，只好向罢工海员让步，以求解除香港的经济社会瘫痪状态。最后，在广州政府调协下，海员以林伟民等为代表到香港与船东谈判增加工资，同时与香港当局谈判恢复工会事项。最后三方面在3月5日达成协议，船公司增加工资15%至30%（因不同航线面定），海员回原船复工，而香港政府则在3月6日发表特别公报，宣布取消海员工会为不法会社的封禁令，并且在3月7日派原来除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招牌的警员，在海员们的掌声和爆竹声中，把这历史性的招牌挂回原处，至此，这52天的罢工最后以海员的重大胜利结束。

这次海员罢工工令船公司损失约五百万银元，香港当局在紧急措施中花去起码50万元，1922全年度香港外洋船出入口减少了9%而货运减少了大约一亿五千万元，其他工商行业的损失则不可计算。但这次罢工的重大影响非数字所能表达，因为香港海员的胜利直接鼓动了其他中国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而奋斗，使整个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工会的成立、经济罢工的发生、工人获得加薪二三成，……凡此种种在1922年内变成省港两处甚至国内其他大城市工运的潮流。当然自此以后海员工会声望日隆，苏兆征，林伟民亦变成全国工运领袖，香港海员能有组织地长久争持，而广州和上海各地工人出力为后盾是罢工成功的因素。这次罢工成功加深全国工人的团结互助，为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奠定基础。此外香港政府虽然直接界入，但华人海员仍然胜利。这是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奋斗的胜利，全国民心为之鼓舞。这次罢工的种种经验更为1925-1926年省港爱国大罢工做了重要的准备。

（陈明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