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十惨案（1925）

        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中国工运陷于低潮。直至1924年，连续爆发了沙面罢工，青岛日本纱厂罢工及上海2月罢工等，中国工运的高潮才再次来临。

        1925年上海2月纱厂罢工中，工人获得巨大的胜利，工人开始不断以罢工，争取本身权益。5月初在上海的日资纱厂工人又要求加薪而引起罢工。

        5月15日，内外棉第七厂的罢工工人群集厂门外，反对日商关闭工厂，强行复工，遭厂方拒绝，双方引起冲突，日人竟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当晚，泸西工友俱乐部代表刘华召开全沪日本纱厂工人代表会议，决定罢工。

        16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一万多工人举行罢工。组织罢工委员会，提出惩治凶手，承认工会等八项条件。

        24日，顾正红追悼会在潭子湾举行，参加人数达一万多人。上海大学学生在赴会途中，被巡捕拘去4人，租界当局对这一个运动展开了压迫。

        这时，上海工部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损害中国资本家的利益。因此，民族资本家在顾正红事件对工人和学生的行动，表示支持。

        29日，中共决定于翌日在上海租界组织反帝国主义示威游行，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以掀起全市的反帝运动，进而成为全国性运动。

        30日，大批学生和工人在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讲，租界巡捕大捕学生和工人。在南京路老闸巡房门前，近万群众聚集，要求释放被捕者。英藉督察爱活生竟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华捕只向天放枪一排，印捕则平放一排，登时血肉横飞，群众大乱，四散奔逃。共击毙15人，重伤40余人，被捕者53人，是为“五三十惨案”。

        31日，工人和学生四出活动发动罢工、罢市和罢课，巡捕则加紧拘捕。群众包围总商会，要求签总罢市令，总商会在群众的协迫下，才签下总罢市命令。

        6月1日，上海全市罢工，罢课和罢市。工人成立“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李立三为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领导工人参加反帝运动。租界陷入于战争状态，宣传戒严，机关枪、铁甲炮车和马队占据重要点。是日街头冲突中，死伤者共22人。

        6月7日，上海各界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这次运动的最高机构，呼吁全国各地支持。各地亦纷纷成立雪耻会、后援会，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纷纷登陆，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厂，加紧对中国人的屠杀。

        19日，省港工人举行大罢工，坚决参加这次反帝行动。直至上海罢工结束，省港罢工仍在继续（至1926年10月）。

        稍后，上海的大资本家开始动摇，将工商学联合会的谈判17条件改为13条，并酝酿开市向帝国主义让步。上海总工会对总商会这一行动坚决反对，声称工界决不依赖商界，并将罢工行动扩大。

        26日，上海商人开市，发表宣言，决定：一、抵制英国货至五三十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8月2日，日本厂商作出让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遗属一万元，厂内日人以后不准带武器入厂等条件，还应允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法案，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25日，日资工厂工人全体复工。

        日本工厂复工后，这一运动转为单独对英，而英方乃不甘示弱。公共租界的电厂断绝华资工厂的电力供应，迫使华资工厂无法开工，以英资工厂复工作为供电的交换条件。在总工会与工部局的商议下，达成七项复工条件。9月30日，各英资工厂工人陆续复工，英资船厂海员坚持至最后才复工。

        12月13日，工部局准许下令开枪的爱活生辞职，应允在工部局增加两名华董，抚恤“五三十”死难者家属75,000元等条件，就轻的结束了这一个行动。而省港工人支持上海工人所发动的罢工仍然继续，直至北伐出师才结束。

        在这次反帝运动中，由于抵货运动，国货销路转旺，华资工厂纷纷增设，直接打击了外国商人。其中以纺织、香烟等华商得益最大。外国商人除了市场上的损失外，在罢工期间，以日商来说，仅6月份一个月就损失了300万日元，其中纱厂损失过120万日元，7月以后损失1,000万日元。

        在工运方面，上海工人增加了团结，工会会员由二万多人增至21万人，并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在这一次运动中，工人除给予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外，也促进了工人的政治觉醒。在以后北伐战争中，工人协助军队解放上海举行了三次起义，以工人力量占据上海，表现了工人的团结力量，为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梁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