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
一个社会工作者去探访一个一家五口的中国工人家庭。抵达时大约下午两点。一进门，十尺见方的小房间充满了哭声。年轻的妈妈在带婴儿之余还要打理一切家务。她丈夫是工厂工人，从大清早忙到六点半回家。她呢？是纱厂女工，下午五点半便要出门上夜班到明晨回家。晚间赚钱日间做家务。还好两个大点的小孩日间上福利学校读书，家里清静此。日忙夜忙，持家又赚钱。这就是以前中国女工的生活实况。
一百数十年前，现代化的工厂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出现。外国资本家来中国设厂主要是贪图工资低廉，尤其英、美、日三国为最。中国的工厂老板，则以中国工业底子未够，非压低工资不能与他国竞争为理由，将工人薪金降至最低程度。当时资本家之间流行一句话：“女工能做的事就不雇男工；连童工也能做的就不要女工。”因为女工薪水比男工低，童工比女工更低。
就这样，薪水过低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迫使很多妇女入厂当女工。当时，单靠一个男工的收入绝不能养活一家数口，愈来愈多妻子唯有出来工作。女工数目既多，厂方更不愁低薪雇不到人。以六十年前的上海为例，一个单身汉一个月最低生活水平要花十二块钱，一家五口起码也得二十多块，其中食物所花占了一半。一个纱厂男工每日赚三毫到四毫，一个月做满三十日也仅够养活自己。假如妻子入厂当女工呢，一日工钱两毫到两毫半，一个月也不过帮补七、八块，一家还是相当拮据。
也有女工是单身入厂的。她们有的因为家庭破碎，毫无温暖，索性出来工作自立，住在工厂宿舍，反而与其它姊妹成患难之交。对她们来说，自食其力当女工是建立自我尊严，解除旧家庭束缚的途径。
当时女工入厂大部分是从事纺织业，特别是棉织，为数最多。丝织则工资最高，甚至是唯一女工工资可能超过男工工资的行业。此外，火柴、化妆品、造纸、罐头、烟草等行业雇佣女工也相当多。就上海棉纺工人来说，40%是女工，40%是童工，男工只属少数。可见女工在上海杭州等地的丝织业发展中的角色是何等重要。
中国女工大部份从事轻工业生产，工作虽不粗重但却极为繁重。当时的纺织厂大部采用日夜轮班制，每日机器开动24小时，每班工人足足工作12小时。少数一日一班制的，一班可长达14小时，实是惊人的体力消耗，何况不少女工下班后还要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当时工厂的卫生条件很差，连洗手间设备也未必有。很多女工整日要站立工作，没有小息时间，连午饭也是站在机旁就地解决，连啃干粮边做。丝织厂有的女工及童工做剥茧的工作，一日十多小时站在一锅滚烫的水旁，手臂浸在水中不停搞动，满室是燠热的不蒸气，皮肤则由通红剥落成惨白。
火柴厂的工作也不好。多数女工的工作是一根一根地将火柴入盒。在天津等地，每日工时长达十三小时。工作枯燥沉闷不消说，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因火柴头含白磷成分，多吸入及接触会引起细胞坏死症。一些女工下颔及脸孔肿胀仍得坐在厂中继续每天赚它两、三毫钱。后来，政府虽立例管制使用白磷，但为时已晚。
当时的厂商，将女工当作是一部部机器，完全没有“工人福利”这个概念。每日工作长，工厂环境差，工业安全设施几等于零。天津有人作过调查，由于“手停口停”一万名女工有中三分之一全年未曾休假半日。至于分娩假期更是未有所闻。怀孕的女工仍得若无其事继续工作，甚至有不少婴儿是在机器声轧轧中诞生。以后，母亲便背着婴孩进厂，或者放在竹篓中搁在机器旁，每日边工作边喂奶。女工的孩子，放在家中无人照顾，不少是在厂中渡过童年，以一捆捆的棉线为玩具，与机器及其它女工的小孩为伴。他们到稍懂人事，便索性入厂当童工，每天赚它几个铜钱。
女工对中国工业的贡献之大与她们待遇之差显得极不合理。真正关心他们，帮助她们一起争取权益的社会人士为数甚少。有一些福利机构，如基督教女青年会曾关心过女工的生活，为她们办过识字班、家政班等，帮助一些女工解决具体困难，有过一定贡献。但是，这种帮助不能普及全国各地的女工，影响力有限。
当时民国政府也曾修订劳工法例，禁止厂家雇佣女工从事粗重及危险的工作。但政府空有立法之权而无执行之能力，所以效果不大。何况，多数女工根本并不是从事粗重或危险性高的工作，只是工作条件及待遇极不合理而已。政府这样立例，对改善女工生活及保障其权益毫无帮助。
女工们组织工会同厂方交涉，始自距今60年的1920年代。当时以丝织工人最齐心，曾多次罢工，争取较高工资及将工时由14小时缩至11小时半，有一定的成效。1924年，上海33个女工组成“丝棉女工联合会”的筹备小组，以联系友谊，推广教育为目标，教育女工们要齐心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组织女工工会之始。不过，工会女工多是与男工一起参加同行的工会，而非另立门户。如上海的纺织工会，一半以上的会员是女工；全上海四百多个工会，女工会员五万多人，占全数24%。这其实反映了女工参加工会没有男工踊跃，因为全上海工人中，过半数是女工。这相信跟中国传统要女性温柔忍让、逆来顺受不无关系。不过，参加了工会的女工，在以后的罢工及政治行动中都担当了重要角色。
（高彦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