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立自愿书人ÍÍÍ，情由当年家中困难，今将少女ÍÍ自愿包与招工员ÍÍÍ名下带到上海纱厂工作。凭中言明，包得大洋三十元整，以三年满期，此款按每年三月间付洋十元。自进厂之后，听凭招工员教训，不得有违。倘有走失拐带，天年不测，均归出笔人承认，与招工员无涉，如有头痛伤风，归招工员负责。三年期内，该女工添补衣服，归招工员承认。倘有停工，如数照补。期限Í年Í月Í日满工，满工后，当报招工员数月。恐后无凭，立此承认。”

        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卖身契，发生在旧中国的社会里。著名文学家夏衍先生曾为此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包身工》，有血有泪地描写他们的生活。另一本集体创作小说《纱绽怒吼》，也有同类描述。

        包身工制最早出现于上海日本纱厂内，1925年“五三十”运动中，纱厂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资本家害怕工人，就企图用包身工来代替成年工，欺侮他们年纪小没有斗争经验。据统计，1937年上海共有包身工达七、八万人之多，约占上海纱厂女工三分之一左右。

        包身工是由包老板买回来的，这些包老板是流氓地痞，与厂家、工头（拿摩温）及农村恶霸勾结。他们到农村或灾区去诱骗农民，将他们的未成年女儿骗去城中当工。包身工一般只有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期限一般是三年。愈是年龄小的身价愈低，期限也愈长。在包身期间所得的工资全归包老板所有，包老板只供食住。工资比一般工人低40%左右。大多集中在纺织厂工作。

        包身工一入包老板之手，就与世隔绝。包老板怕她们逃跑，不让她们与外界接触，上下班由包老板押送，或由厂中派人来领。包工期间不得回家，甚至连父母亲属也不准来探望。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住上二、三十人，还要轮流睡觉。有的是二层架，三层架，人叠人。有的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房内通常只有一支洗脸用的木桶，一支大小便用的马桶。没有洗澡场所，身上又脏又臭。1934年，上海有一位记者报导：“每个铺位铺着一些稻草，稻草上盖一床草席，有的铺草席上堆着一些破棉絮，其余的草席上连破棉絮也没有。问包老板为什么不见被子，包老板说，习惯了，没有被头也会睡觉的。”

        包身工的衣服，合约上是包老板供给的。事实上，包老板只供给两套衣服，一单一棉。单衣是用质量最差的布做的，棉衣薄得可以照见阳光。她们是靠家里带来的衣服，补了再补，渡过三年。包老板不给她们鞋袜，包身工要省下饭钱，积起来买些鞋袜穿。

        包身工吃的就更令惨不忍睹。包老板给他们两粥一饭，但轮到做夜班时，老板就只给吃两餐粥。下午四点多钟吃了去上班，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才吃到第二顿，午饭就没有吃了。所谓粥实际上是碎米汤，还限制每人两碗。饭是上工前才给吃，有时是发霉的糙米、烂菜汤。

        在这种居住环境和生活情况下，包身工很容易染病。她们几乎没有不是患有烂脚、红眼，和皮肤病等。还有许多人有肺病、胃病、黄疸病、妇女病，经过几年，她们都被折磨得不像人样。在工厂里，她们身上没有标记，但由于他们都是蓬头赤脚，面黄骨瘦，眼睛凹陷，生疮，烂脚，红眼睛，所以一望就知道她们是包身工。

        包身工如同奴隶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每清早三、四点钟起床，由包老板押上厂。晚上，在月光之下排队回工房。她们不能转厂，不能转业，不能请假。经年过着没有阳光，没有自由的生活。

        工厂内，包身工与其它工人一样，站在车间旁一边工作，一边吃冷饭。大小便没有自由，要领牌子才能进厕所。车间内絮尘飞扬，蒸气如雾，空气污浊。夏天，气温高达华氏120度。工头稍有不如意，她们便要挨打，挨骂，过着非人的生活。

        49年后，永安纱厂的包老板回忆说：“包身工每人每月的工资收入为10至12元，每年130元至150元。而每月支出最多6元，每年为72元。每人每年可赚70至80元，最多可达96元。因此，当一个包工头，只要包三、四个人，自己便可生活。”当时的包老板通常包三、四十人，所以每月净收入大大超过工头。

        包身工最初的反抗只是逃跑。由于工运的发展，她们得到其它工友的支持，不断与资本家交涉，使她们学会了团结，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包老板和工头的方法。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后，日本纱厂停工，包老板把她们送入难民收容所。包身工一和社会接触，她的悲惨遭遇就传开了。这时正值抗日运动高涨，有人对包身工进行了采访，真相公布后，群情激愤，舆严厉指责。上海市社会局立即颁布了八项“处理包身工制工人问题之办法”。以后，纱厂老板再不敢用包身工，这个制度也就此趋于灭亡。

（梁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