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美)鲁塞尔·布洛克
按：鲁塞尔·布洛克编著的《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Lenins fight against Stalinism》)，1975年在纽约出版，全书160页。这本书辑录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有关文章和书信，书前有布洛克写的长篇导论。现将原书目录、导论和各部分引言附后。
目录
第一部分:导轮
第二部分:论列宁的遗嘱引言
托洛茨基:论列宁的遗嘱
第二部分注释
第三部分:列宁的遗嘱引言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5620页)
列宁：致斯大林同志(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4页)
第三部分注释
第四部分:官僚制引言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 《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33卷,第244269页摘录)
托洛茨基:评列宁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建议
列宁: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见《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36卷,第621625页)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信(摘录)
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
第436440页）
列宁:宁肯小些,但要好些(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
第441455页）
托洛茨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
第四部分注释
第五部分：对外贸易垄断制
引言
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37340页)
列宁：致列·达·托洛茨基(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06页)
托洛茨基：致列宁同志
列宁：致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此信据《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编者注没有找到[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307页脚注]本书发表的英译文来自托洛茨基的
《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
列宁：致列·达·托洛茨基(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06307页)
列宁：致约·维·斯大林(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16》页，标题有改动，也非全文。)
列宁：致列·达·托洛茨基(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08309页)
列宁：致列·达·托洛茨基(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0页)
列宁；致列·达·托洛茨基(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2页)
第五部分注释
第六部分：民族问题
引言
列宁：致列·波·加米涅夫(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4卷第385387页，标题有改动。)
列宁：关于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
笺(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34页，标
题有改动。)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见《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36卷，第628634页)
列宁：致列·达·托洛茨基(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
卷，第313页)
列宁：致波·古·穆迪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同志(见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5页)
托洛茨基：关于党的思考；民族问题和对党内青年的教育
第六部分注释
人物小传
索引
导 论
很少有什么神话比下面这种观点更普遍地被人接受的了，那就是斯大林；和苏联官僚制是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继承者。这种说法的原因不难找到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又是资本主义民主派的官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当然，它们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来解释这个观点。苏联官僚们利他们在东欧和亚洲的同伙企图使他们自己同列宁和他的党等同起来，以便窃取第一个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声誉，从而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理论家们希望将十月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同由官僚制造成的经济管理上的错误、民族压迫和个人自由的丧失等同起来。他们想把革命的蜕化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注定的结果，以使对伴有经济混乱、种族主义和践踏公民自由的资本主义统治所作的革命选择威信扫地。
斯大林主义者用以支持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当然继承人这一观点的方法，是一种对历史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伪造。人们只需看一看在莫斯科炮制的对苏共历史的各种各样的描述，就会注意到这些描述是随着它们所产生的年代而变化的。只消把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写的1939年的著名的《简明教程》同后来在一九六O年的修改来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所讲的事实和谴责不再是一样的了。一九三九年版本中的破坏者和间谍，在后来的版本中变成了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干脆就变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冒险家。
斯大林在世时，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把他描绘成英明的、无所不知的人民的父亲、永远不犯错误的名副其实的神。今天，官僚们对斯大林的官方评价已经成了他们的国内政策的晴雨表。当斯大林挨批评的时候，说明官僚们决定对苏联内部的不同政见放松限制，而斯大林受到赞扬就意味着镇压正在进行。所有这些历史都是有目的历史。不用说，这些目的至少是要说明列宁与他建立和领导的布尔维克党同当今在苏联掌握政权的统治特权阶级之间的关系。
为了证实苏联官僚制不是列宁的传统继承人这一事实，列·托洛茨基写了《关于被扣压下来的列宁的遗嘱》一文。这篇文章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土耳其普林基普，即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被斯大林赶出苏联后的第一个流放地完成的。
托洛茨基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一个斯大林传记的出现。那是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一个时髦的人性化传记学派的头头写的。他还写过研究俾斯麦、弗洛伊德和罗斯福的著作。路德维希的传记，根据他同斯大林的谈话，心照不宣地设想斯大林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并且重复了大量对托洛茨基的诽谤。但是托洛茨基写他的答复远不仅是为个人辩护。通过证实他自己在苏联党内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列宁的最后了几个月的政治活动中他同列宁个人的、政治上的关系，托洛茨基希望表明苏共党内的左倾反对派是列宁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当托洛茨基写《关于被扣压下来的列宁的遗嘱》时，苏联内部的左倾反对派正处在被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消灭的过程中。所有它的支持者都被驱逐出党，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了监狱或被流放到苏联遥远的角落去，许多人被迫进行自我批判，并放弃他们的观点。托洛茨基则在苏联以外的流放地继续进行斗争。斯大林将他驱逐出去是为了砍掉反对派的脑袋(那时他对于自己的权力能否采取更直接、更永久的措施来反对他的敌手，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他没有预见到托洛茨基在国际范围内组织反对派的能力。托洛茨基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其它国家建立了反对派小组。这个反对派核心后来发展成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第四国际，而今天则已在大约四十个不同的国家中建立起来。
托洛茨基用一些书面证据来证明他的文章是有根有据的。这些证据叫：包括列宁晚期的文章和信刊；，以及一些早期的文献。其中主要的文献也就是人所共知的列宁的遗嘱，这是写给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的一部分。在这封信中，列宁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利斯大林，作了评价。这封信没有向代表大会公布。更确切地说，是列宁的夫人娜·克鲁普斯卡娅保守了这个秘密。她希望列宁将恢复健康，能亲自领导这场一定会令人激怒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列宁逝世后，她把这封信交给了党中央，开业求在预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经过极力的反对，斯大林和他的同事才终于同意将这封信读给大会的个别代表团听，但是拒绝发表。
事实上，这封信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在苏联出版。当时，官僚们内部斗争的需要使得赫鲁晓夫利他的同伙将这个文件连同列宁的其它一些文章利信件公布于众。这个材料的出版在斯大林主义者圈子内引起一阵轰动。在这个圈子里，列宁对斯大林的绝对支持已作为一种信条达三十多年之久。这个新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将近三十年以前就由托洛茨基在他的《给党史局的信》中发表了的。这封信出现在《俄国局势真相》一书中。该书一九二八年由麦克斯·伊斯特曼在美国出版，并在后来的两年内翻译成十种文字。苏联的出版更进一步证实了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是提到过的这个材料的可靠性。
本书的核心部分包括有托洛茨基的文章，概述了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党内与苏联国家机关中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它是同其它一些支持它的书面证据一同发表的，按照可以得到的莫斯科的官方原件重印。除此以外，我们公布了一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其它文献；或者全文，或者部分，目的是要使对在列宁政治生活的最后年代日益发展的战斗的描绘更加丰富。如果说斯大林主义者诉诸对历史的粗暴篡改来谋取他们对列宁主义的继承权，那么其它的历史学家就使用了更加巧妙的办法来证实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列宁主义。这些历史学家的大多数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给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扣上原罪的帽子。这个理论极力把十月革命的蜕化和官僚制兴起的原因归结为由列宁创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形式。在这些学者看来，是列宁坚持的集中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为革命后的年代里以斯大林为首的专断的官僚的自然发展打下了基础。这种观点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它把组织问题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小起着作用的现实世界以上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地位的水平。这就是说，它撇开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重建一个落后的、受过战争创伤的社会时面临的物质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对于党的进化有着什么影响这样一个问题。
俄国革命的问题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到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斯大林主义兴起这段时期可分为三部分： (1)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府时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三月)，在这个时期里，实现了初期的一些任务(颁布土地改革法令，同德国缔结和平条约等等)；(2)一九一八一一九二O年的国内战争和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及从农民手中强迫征粮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3)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
要对这个时期作详细讨沦，就超出了这篇导言的范围，但是可以简略地谈谈引起官僚主义和斯大林的崛起的主要趋向。
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因素是革命在国际上受到孤立。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将俄国革命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更确切地说，他们把它看作是一股将要遍及整个欧洲的革命浪潮的肇端。这个革命一旦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获胜，它将给俄国带来技术和经济的援助。这将帮助俄国革命者克服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俄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较差而造成的，它们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这样一个浪潮确是发展起来了，起义席卷了北德意志、巴伐利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由于西欧的革命高潮阻碍了侵入俄国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它对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最后，所有这些赋予工人们权力的革命的失败使得俄国革命处于孤立地位，并造成了前所末闻的风纪败坏。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布尔什维克将他们的希望建立在国际革命的发展上，但他们并没有忘记为内部发展制订一个在西方革命可能长期拖延的情况下的计划。这个考虑是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在本书中重新刊印)和托洛茨基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本书中作了摘录)的主要之点。托洛茨基在这篇讲话中说：
是的，这是事情的本质。非常明了，苏维埃共利国联盟必须继续存在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可能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九二O年到一九二一年期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已经是很清楚的了。我们还不能在明天就受到一个更高类型的，经济力量比我们强得多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和立即的援助。一九二O年我们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年，两年、三年还是十年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重大的、漫长的准备阶段的开端。
从这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等待西方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比时，我们必须更加专注地、敏锐地注视我们自己的国家苏联的力量关系。(《托洛茨基言论集》，纽约，1972年版，第137页)。使革命具有坚持到国外援助到来的能力的关键，是发展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稳固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内战争使得工业濒于瘫痪。这意味着城乡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停止了。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生产一部分剩余粮食和其它食品，并在市场上出卖，用交换得到的钱去买城市生产的工业品。但是在工业近于停顿的情况下，没有工业品可以让农民购买，于是农民就扣下他们的剩余产品，等待更好的时机。
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靠红军小分队和贫农委员会强征粮食来避免城市饥荒和维持军工生产。农民则以拒绝生产超过他们需要的粮食来抗议。终于在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强征政策被取消了，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市场经济被重新采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采用粮食税。农民被要求交纳给国家一定数量的产品作为缴税。其它的剩余部分允许他们自己处理。采用这种方法，是希望农民得到一些物质刺激去增加生产，并被争取过来支持政府的政策。这个措施要求重新建立市场经济，以便农民可以出卖他们的产品。私人贸易的恢复能够积累资本，这些资本就可以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上去。这就要靠允许在国有化的工业中有私人租让权(包括外国租让权)来完成。国家通过它对重工业、对外贸易和银行的垄断来维护它对列宁称做有统率高度的经济的控制。
国内战争末期苏联工业的状况是一个无底深渊。产品数量少于一九一三年的五分之一。煤产量是正常产量的十分之一，铸铁仅是十四分之一。铁路被毁坏，所有的贮备都耗光了。除此之外，人国家的基础无产阶级被大批杀害，许多最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在国内战争的前线进行战斗并且牺牲在那里。其余成千上万的工人抛弃了闲置的工厂，回到农村去种地，以免遭受饥荒。一九二一年，主要的工业城市莫斯科利彼得格勒的居民人数只分别为它们原有人数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这些情况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经济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它们还造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由于工人阶级筋疲力尽利四分五裂，苏维埃作为政府机构的作用就停止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被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手里，党的机构同大部分以老沙皇官僚制为基础的国家机构越来越多地纠缠在一起。这种发展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或愿望。这是由于填补空白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而强加给他们的。这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实质的问题。不是工人们不去控制工厂，确切一点说，是工厂没有开工。不是无产阶级缺少政治权力，而是无产阶级没有以能够行使政权的形式存在。政府没有任何民主的声明或法令能够改变这种情况。需要的倒是采取措施重建一个能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从而使得有可能在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基础上恢复工人民主。贯穿于本书中收集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有文献的主线就是：在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直接援助还很不可靠的时候，如何为一个落后、孤立、被破坏了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创造经济的和社会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点，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派别的禁令，对反对党派的压制和其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措施都必须给以评价。
官僚制的危险
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官僚制是什么意思。官僚制不仅仅是效率低的、专横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只是简单地执行决定，而官僚制则包括了行政官员的特权和权力。
官僚是失去远见的行政官员。对于他们来说，行政机器再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机构和它们内部的特权地位的保存是官僚存在的原因。这种官僚制根源于饥荒和道德败坏，这两者都大量存在，原因是在革命以后年月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极端贫困。
在一九一七年以后的时期里，行政管理人员极为缺少。一九二O年在一个有文化的人只占30％的国家里，能读会写的人是一种珍贵的资源。然而布尔什维克继承下来的就恰恰是这样一种局面。为了管理国家和经济，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向在这方面有一些技术或经验的仅有的那些人老沙皇政府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而对这些人来说，利用管理地位为个人营利已经成为儿世纪以来生活的一种方法。这项措施甚至被利用到红军的组织里，在那里原来沙皇的官员应征同白军作战。为了诱使这些人为苏维埃国家服务，而不是逃到国外或是加入白军，不得不允许给他们以相当可观的物质方面的特权。这样，几乎从苏维埃国家刚刚诞生的时候起，它就患上了官僚主义的畸形病。
列宁知道这种情况，并在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这点。在这里，他把采取这一类物质刺激描绘为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并实行丁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02页)
这个时候，他把苏维埃作为一个控制政府行政机构中谋私利者和野心家的影响的机关。一九一九年布尔什维克还组织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又叫做Rabkrin[1]，来自俄文名字的字头)，以斯大林为首脑他任此职直到一九二二年春天。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有广泛的权力和责任。它可以不打招呼就检查任何其它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清除效率低和官僚主义。列宁对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寄予很大的希望，并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它加以维护，使之免遭责难。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二Ｏ年十二月就尖锐地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认为一个拥有所有政府贤人的特殊部门的概念是不现实的，而具体的行动则更坏。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本身就是政府法令和政府机器之间缺乏联系的显着的说明，它自己正在变为造成混乱的重要因素。他又进一步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是不称职的人的避难所。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至四月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他的讲话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官僚主义的危险。由于国家的文化水平低，并且反映到了党和国家机构的内部，官僚主义一直在严重泛滥。国家正在朝着与人们的愿望不同的方向发展。列宁运用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比拟来说明他的思想：那么，我们已经度过一年了，国家在我们手中；但是在这过去的一年里，它是否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呢?没有。但是我们拒绝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希望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机器拒绝服从操纵它的手。就象一辆汽车，不是朝着司机希望的方向行驶，而是朝着其它什么人希望的方向行驶，好象它是被一个神秘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手驾驶着。上帝知道是谁的手，可能是一个投机商的，或者是一个私人资本家的，或者两者都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在本书第四部分里选录了)。[2]
尽管共产党人是官方掌权者，机器却是按照另个意志的支配而运转的。这个意志把党拖过去问它站在一起：如果拿莫斯科的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是很怀疑的。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同上)
但是应该怎么办呢?这里列宁坚决反对组织新政府部门的计划，说这是有害的废话。他说，关键是我们没有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地方，那些在革命期间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可靠的共产党人被安排在他们一无所知的商业和工业职位上；而且他们阻碍了我们看清真相，因为无赖和流氓非常巧妙地隐藏在他们背后。 选样适当的人，采取实际的控制，这将是人民所喜欢的。（同上）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重复了同样的观点。基本上，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官僚制存在于党外的国家机构中，官僚制威胁着要包围党，使党成为它的俘虏。在这一点上，列宁没有能够清楚地看到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国家计划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作用。这两点见识将来自托格茨基。
我们已经提到过托洛茨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尖锐批评，当时列宁还在坚定地维护着检查和它的首脑斯大林。托洛茨基对于缺少集中的经济计划的批评甚至更是主要的。在九二Ｏ年十一月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托洛茨基评论道：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苏维埃机构受了旧的官僚分子的恶习(形式主义、拖拉作风等等)影响的责难，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子。 拖拉、吹毛求疵的形式主义和组织的无能并不是苏维埃机构所形成的坏习惯的结果，他们的更深的根子在于临时性的结构，在于我们工业的过渡阶段和对工业的管理之中。(《苏维埃俄国》，纽约，1921年3月5日，第226-227页) 。
托洛茨基不是把这个问题看作健全的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与客观的经济状况及其缺乏组织相联系的问题。在同一个声明中他举了相反的例子：在集中的铁路运输组织中得到了什么?这个铁路运输组织是在他的指示下，于那年春天创建的。托洛茨基的丛本态度包括两个主要观点，其中之一是与列宁一致的，即苏维埃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不能借助正规的民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国家的经济重处来解决。他同意在当时党必须维护它的专政，而不顾由于群众一时冲动的情绪而引起的暂时的摇摆，甚至不顾在工人阶级中的暂时摇摆(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托洛茨基与列宁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将重点放在大规模的国有化工业上。列宁反对围绕一个中央计划来改组，他坚持现存的机构要有更严格的制度。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七日和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给政治局的两封信中(后一封信本卷有摘录)提出了他的建议，他争论道，没有集中的计划，各种各样的经济机构和各企业单位的工作目的就会互相干扰，而这本身就会造成混乱，并减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种混乱对于官僚制生长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普遍的无计划性造成了千万个瞎子，使那些无赖和流氓能够隐藏在他们背后。更重要的是它会在行政人员中造成道德败坏。甚至在行政职位上的最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看到所有他们的建设性努力受到了他们的控制所不能及的因素(原料来源的不可靠，机器替换零件的缺乏，运输的瘫痪)阻碍，也会产生无望的、愤世嫉俗的态度。另外，当工业受损害的时候，工人也受到损害。混乱引起解雇、停工、不发工资。工人们倾向于将造成这些匮乏的直接责任归之于管理人员，尽管这常常是由管理人员控制不了的因素引起的。结果，工人同布尔什维克工厂管理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合作关系开始破裂了。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看出诚实的管理人员如何变为只对增进自己的利益感兴趣的官僚。
托洛茨基的建议在提出来的时候就遭到了反对，但是后来列宁又转而同意这个观点。这可以从《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这篇文章中看出。托洛茨基的建议还体现在他于一九二三年四月提交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尽管《捉纲》被一致接受了，但却未被实施。工业要等待一九二八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强制性的工业化。
象我们所看到的，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宁始终把官僚问题看作是来自党外的，反对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集中的计划，并且对党的机构及其总书记斯大林满怀信心。但是后来在十二月中旬出现了一个突然的转变。十二月十二日，列宁同托洛灰基组成了一个联盟以保护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与一月四日之间，他命令猛烈攻击斯大林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并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此外他还号召进行一次普遍的改组，将中央委员会委员扩大到五十至一百名，并承认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立法作用。尽管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列宁两次中风发作有些影响，这项工作还是进行下去了。一月二十三日和三月二日，两篇文章随之发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这两篇文章小他号召改组工农检查院，因为人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1页)尽管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这却是对他的权威的一个直接攻击，因为直到一九二二中他一直在领导着工农检查院，并且仍然同它保持着密切的、即使是非正式的联系。
由于列宁热烈支持在格鲁吉亚人问题上斯大林的对立面，谋求在保卫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战斗中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这个攻击在继续着。这些文献是在下一届党代表大会上用来反对斯人林和官僚制的有力武器，为了希望列宁能够恢复健康，出席大会，这次大会已被推迟到四月份召开。只是在三月十日的第三次发病时，列宁才沉默了。这次发病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时为止，他始终是发展中的事件的无言的观察者。
是什么引起了列宁的态度突然转变呢?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两个主要问题达到了危急关头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格鲁吉亚件件，以及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定。列宁关于这两个题目的文章和书信都收入了本书。
对外贸易垄断制
对外贸易垄断制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之一。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保护制度而制定的，目的是保护脆弱的苏维埃经济，抵制来自世界市场的压力。它还要防止私人商业进入对外议易，并且在商品进出口本身的短期利润的基础上来决定商品的进口和出口，而不考虑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一九二二年十月初，中央委员会在列宁和托洛茨缺席情况下通过了某些旨在削弱垄断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还没有达到允许私人企业直接进入世界市场的地步，但它们却是在社会上义保护制度这块防护牌上打开了列宁认为非常危险的缺口。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三日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决定破坏了外贸垄断，更严重的是这个决定做得仓促，没有经过应有的考虑和磋商。他要求把这个决定暂时搁起来，直于两个月内将要召开的下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开会公时再说。其时，列宁发现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有同样的看法，于是在十月十三日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员会中捍卫他们共同的立场。列宁准备要进行场战斗，但是就象他在十二月十一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的，事实上他们没放一枪就取得了胜利。
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了后来要发展的路线。这里，斯大林同作为他的理论家的布哈林，正在支持一个加强私人经济成分反对国家成分的措施。这预示着爬